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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末 2006-08-24 15:10
龙的起源

身世之谜

一、

  两千三百年前,一位诗人同时又是哲人的士大夫在洞庭湖畔徘徊。他时而低首思索,时而仰天咏叹。在珠走玉盘级的诗句中,他把积郁在心头的那种疑惑一泻而出:

  那远古的初态,是谁传告下来?
  天地还未成形,凭什么来考证?
  日夜水分,一片黑暗。
  有谁能分辨极限?
  天气运动,克盈无形。
  如何可以识得天地?
  禹用应龙。
  如何沟通江海?
  应龙怎样以尾划地?
  江河流向海洋,有何经历?
  日光无处不到,
  烛龙如何再照?
  太阳尚未升起,
  神树为何闪耀光华?

  这位士大夫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

  上面的诗句来自他的《天问》。在诗中,屈原一口气提出了百余个问题,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传说,他都大胆地提出了怀疑,自然,“龙”这个神物也没逃脱他那敏锐的目光。因为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曾有应龙(一种有翼的龙)以尾划地,为禹指出疏导洪水的路线,于是才有后世江河的浩荡。 

二、

  在屈原的时代,对龙敢于疑问的人毕竟是少数,因为龙具有神的意象。但屈原提出的这类问题,却一直在历史的山谷中激起回响。当我们倘佯于九龙壁前,漫步于紫禁城中,或仁立在太和殿内时,威武神奇、神态各异的龙的形象,使人有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真像它们就要喷云吐雾、腾空而去。但科学与理性告诉我们,龙是一种虚构的神物,它的形象是吸收了许多动物形象中最神奇的部分组合而成。汉代学者王充就曾指出过,龙的角像鹿,头如驼,眼睛如兔,颈如蛇,腹似蜃,鳞如鲤,爪似鹰,掌如虎,耳朵像牛。龙的这种形象是如何形成演变和发展的?要回答这类问题,需要我们把目光移向遥远的史前时代。

  我们的先民从猿转化为人类时,面对的是十分艰苦的自然环境。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和知识的落后,原始人类一方面要竭尽全力,从自然界中获取赖以生存的食物和其它资源,一方面又对强大而神秘的自然界产生崇拜与敬畏,这样便逐渐产生了原始的宗教和巫术。原始宗教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灵的,而且冥冥之中,还有主宰自然界的“神”。这个(或多个)神掌握着宇宙间的一切权力,可以福佑人类,也可以惩罚人类。但人们可以通过巫与神相通,求得神的庇护和帮助。

  在原始宗教中,对动物的崇拜是其重要的内容之一。人类最初的经济活动是狩猎,因而动物是人类在自然界中最感兴趣的对象。原始人要靠捕捉到动物果腹,还要躲避那些对自己生命构成威胁的凶猛动物的袭击。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对某些动物的体态,如鳄、鲵、蛇、鸟及某些昆虫等,以及这些动物奇异的能力,如可以翱翔于天空、潜游于水底,可以无足而行,可以蛰伏而届等,产生了崇拜和幻想。

三、

  对动物的崇拜和对自然现象的崇拜,成为巫术活动中的极重要的内容。原始人类往往把狩猎的成功与失败、是否遭到猛兽的危害与主宰自然界的神联系起来,看作是神意志的表达,而这些动物就成了神意志的体现。由此产生了原始人的献祭活动,即在狩猎归来后,先要以猎获动物的一部分祭神,对神的赐予表示感谢,然后才食用。在这种活动中,献祭的动物就成为人与神联系的中介,在这些动物身上表达着原始人对神的祈望和崇拜之情。当原始人类由狩猎经济向农业与畜牧业经济过渡后,虽然猎获动物作为食物来源的重要性逐渐减弱,但在献祭中以动物为祭物这一点并没有变化,动物依然作为人神沟通的工具。

  由此,献祭的动物也逐渐神圣化。

  这种献祭活动最初可能是简单的,但逐渐演化成一种庄严的仪式,并且广泛地应用于各种需要向神祈求的事项,如部族成员疾病、死亡,部族之间的冲突,狩猎、耕种采集、迁徒等等。仪式上除了以动物作为祭物外,还要使用大量的祭器和礼器。在这些祭器和礼器上,原始人类以极为虔诚的心情,绘出或刻出他们所崇敬的各种自然形象,如日、月、山、川、云、动植物等。这些彩绘或雕刻虽然是一种摹拟,但不少摹拟,特别是对动物的摹拟进行了夸张,在夸张中体现了创造者的宗教观念。因此,这些由摹拟而形成的图案、饰纹或雕刻不仅与原型动物有了某种差别,而且具有了神圣的宗教含义。正是在这种具有宗教性的动物形象中,出现了最初的带有龙特征的动物纹饰,专家们把这种纹饰称为原龙纹。

  1987年,考古学家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一处距今6500年左右的古墓中,发现了墓主身旁有一具用白色蚌壳摆塑的“龙”的图案。在甘肃也出土过绘有鲵纹的彩陶,在东北的辽河流域发现过距今5000年的玉“龙”,山西出土过带有“蟠龙纹”的彩陶。当然,这种“龙”与今天我们见到的龙形象还有很大的差距。  

四、

  远古“龙”的起源,除了上述原始宗教与巫术的原因外,还与图腾崇拜有一定的联系,图腾是原始社会中一个氏族的标志,又称为族徽。氏族社会中,人们往往相信自己的祖先是一种特定的动物、植物或其它无生命的东西,这种物种就成为氏族祖先的象征和保护神。据古代文献记载,中国不少氏族曾以龙为图腾,如远古的黄帝、炎帝的氏族,共工氏、祝融氏、尧、舜、禹的氏族,以及吴、越等氏族。但是,这些文献成书较晚,属后人的追述,文献产生时,龙的观念已经形成,因而不可避免地在记述上有附会和渲染加工的可能性,古代氏族的图腾传说往往变成了神话故事,不过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据专家考证,这些所谓的龙图腾,实际上是与后来的龙形象相近的蛇、鳄、蜥蜴等动物。这些动物在氏族的祭祀中,不仅被赋予了神圣的意义,而在形态上也被神化。在漫长的远古岁月中,动物图腾形象与其它原始宗教中动物崇拜形象融和在一起,形成了原始的龙形象。

  “龙”脱掉“原始”二字,即由原龙纹变成真正的龙纹,约在商代。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产生了第一个国家政权——夏王朝。夏之后是商王朝。商的国势强大,空前繁荣,《诗经·商颂》中说,商“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商的国土千里之广,广大的国土上到处都有民居住,商的疆域达于四深,四海中的人都来赞美商王朝,人数众多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商王朝的强盛和一统,推动了不同区域问的文化交流,如百川归海,文化在商代出现了空前的融和。商人在文化上比较开放,肯于接纳其它类型的文化,有利于文化的融和。商王朝非常重视宗教与巫术,也就十分重视宗教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器——青铜器的铸造。青铜器作为沟通天他的礼器,本身就有宗教的意义,青铜器上的纹饰则有更浓郁的宗教色彩,即通过各种象征性的纹饰,向人们展示应崇拜的神灵,求其保护,免受怪物的侵害。这种纹饰中,原龙纹成为主要的部分。   

五、

  “龙”在商代形成的一个突出标志是龙开始有了角。当然这时龙角的形状还不固定,有的如长颈鹿,角呈锥形;有的如绵羊,角向后卷;也有的如花冠,还有的似羚羊,此外还有前卷型、虎耳型、螺旋形等各种形状。商以前的龙形象中并没有角,在商代龙却生出角来,其中原因,在于商代对角的崇拜。

  在动物中,角一般是雄性动物才会生有,而且硕大强壮的角,往往是强壮有力的象征,因此角受到远古先民们的重视和崇敬,成为祭祀等宗教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商代对角的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但祭祀的牺牲必须有角,而且依场合的不同,角的大小形状也有不同。祭天地时用作牺牲的牛,角要如茧栗大小;祭拜祖先时用作牺牲的牛,角以能握在手中而不出把才算合适;宴请宾客用的牛,角要一尺长;有时用来祭把的牛,还要求两角要平齐,绝对时称,要有光泽。《诗经·周颂》中曾有赞美角的句子:“杀时敦牡,有俅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诗句的大意是:“杀了那头公牛吧,它的角又弯又美,用它来祭把天地社稷,就可以继承祖先的神力。”商人给本来无角的原龙加上各种角,是因为他们认为角有神性,有了角,龙就更有了沟通天地的神性了。有了角之后,原龙纹就摆脱了原型动物的形态,而成为一种与世间任何动物都不同的神兽,商人还用相同的手法,托象、虎、猪、鳄等动物的不同器官加到龙的身上,从而使龙的形象更为神奇。这种经过艺术改造加工后的龙与我们现在见到的龙形象已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个别形体部分的差异。

  不仅原始宗教的动物崇拜和图腾崇拜成为龙形成的源头之水,一些奇特罕见的自然现象也汇入了龙形成的溪流。由于龙的形象怪异、能力神奇、有通天的本领,一些奇特的与龙的含义或形象有某种相似的自然现象也被附会成龙。如《山海经》中记载说,在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一座山,称为章尾山,山上有一条“烛龙”,这条龙人面蛇身,体长千里,两眼立生,就如两条直缝。它以眨眼来控制昼夜的变化和时光的流转,闭目为夜,睁眼力昼。晋人曾有诗云:“天缺西土,龙衔火精,气为寒暑,眼作昏明,身长千里,可谓至灵。”烛龙的居住地是日光照不到的“寒泽”。据专家考证,所谓烛龙,实际上是北极光。雨后彩虹也被附会为龙,彩虹缤纷的七色、宛若拱桥连接天地的形态、与雨和水的密切联系,极易使远古先民们将彩虹与龙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双首的龙吸水于江河。此外,巨大的龙卷风、雷雨天气中的霹雳闪电,都易被古人当作是龙或龙的活动。

介末 2006-08-24 15:11
起源四问

龙起源于何时?

  龙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离今天的时间不会少于八千年。这个时期,原始先民已不单纯地、被动地依靠上天的赏赐了,他们把猎获的野马野牛野猪等等畜养起来;也不单单吃那些是采拾得来的野果了,而是有选择地种植谷物以求收获。他们能够熟练地取火用火,学会了用木头搭简单的房子,开始磨制石器、骨器,手工制作陶器,逐渐定居下来,从事生产活动了。生产活动使人们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宽泛,自然界作为人之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鱼类穿游不居,湾鳄声形俱厉,蛇类阴森恐怖,蜥蜴形色怪异?为什么云团滚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为什么海浪翻卷,虹贯长空,泥石流咆哮而下,吞吃人畜,所向披靡?……这些动物的行为和变化不已的自然天象对古人来说,是无法科学解释的。

  他们模糊地猜测到,应当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与“水”相关的“神物”主宰着指挥着操纵着管理着这些动物和天象,像一个氏族必有一个头领那样;或者说,这些动物和自然天象是这个“神物”的品性体现,像人要说话,要呼叫,要吃喝拉撒睡,要嘻笑怒骂一样。

  龙,作为一种崇拜现象,一种对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一种“理解”,也就从这个时候起,开始了它的“模糊集合”。

  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龙形堆塑”,为我们的“时间定位”提供着证据。查海遗址属“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约8000年。“龙形堆塑”位于这个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由大小均等的红褐色石块堆塑而成。龙全长近20米,宽近两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条石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有文章称,山西省吉县柿子滩石崖上有一幅距今达一万年的鱼尾鹿龙岩画,当是龙的最早的雏形。这幅岩画未见发表,其面目如何,还不得而知。)接下来还有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出土的距今达七八千年的陶器龙纹,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距今达七千年的彩陶细颈瓶龙纹,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距今六千四百多年蚌塑龙纹等。

  龙的模糊集合过程的起点在新石器时代,经过商、周至战国时期的长足发展,到秦汉时便基本成形了。这个“基本”有两个意思,一是说构成龙的框架、要素、样式,秦汉时都基本具备了;二是说龙是一个开放的、不断纳新的系统,它并不满足秦汉时的基本成形,之后的历朝历代,直到今天,还都在不断地加减、变衍和发展。

龙是怎么形成的?

  龙是怎么形成的?历来众说纷纭,有从鳄、从蛇、从蜥蜴、从马、从猪、从闪电、从虹霓等等说法。笔者的观点是“模糊集合说”,其思路是这样的:新石器时代的先民是以原始思维面对身外世界的,而原始思维又是以直观表面性、整体关联性、非逻辑的神秘性和群体表象性为待征的“模糊思维”。这样的思维足以导致我们的祖先不清晰、不精确、不唯一地将身外世界的种种对象,集合、升华成若干个“神物”,然后加以崇拜。

  在古人心目中,身外世界是神秘混沌难以捉摸的,模糊思维的直观性和表面性,使他们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将云、雷电、虹、海潮、泥石流等分辨得清清楚楚;也不可能像现代人这样,运用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将鱼、鳄、蛇、蜥蜴,以及猪、马、牛等动物的生活习性研究得明明白白。在他们看来,云、雷电、虹等在天上弯转,都和雨相关,差不多是一类;鱼、鳄、蛇等在江河湖泊中穿游,都和水亲近,大体上也是一类;猪喜欢水,马、牛等也都离不开水--河马、水牛更是水中物。而且,天上的雨,落到地上便是水;水升到天上,再朝下落,便是雨。既然天上下的雨和地上流的水是一回事,那么,和雨相关的在天上弯转的云、雷电、虹等,就和与水密切的在江河湖泊中穿游的鱼、鳄、蛇等差不多都是一回事了。雨水适度,牧草丰茂,谷物有成;雨水乏缺,叶草干枯,百谷旱绝;雨水过量,人畜受淹,农田泡汤。生产和生活不能不依赖雨水,雨水却常常让人们依赖不上。再看这些与雨水相关的物象:云团滚滚翻卷,变化万方;雷电叱咤长空,霹雳千钧;虹霓垂首弓背,色像瑰奇;还有大小不一,脾性不同,长短参差,阴森怪异的鱼、鳄、蛇、蜥蜴等等:这一切是多么神秘,多么雄奇,多么可怖可畏啊枣令人惊惧不已!

  于是,古人猜想了:一定有一个“神物”,主管这一切,总领这一切,支配这一切,排演这一切。这个“神物”,体型是很大的,而且是能大能小的;肤色是多样的,而且是能明能暗的;还应当是有头有尾的,能起能卧的,擅爬会游的,弯转曲折的,快速行进的;总之是能量巨大的,能上能下的,善于变化的,天上可飞水中可藏的,集合了种种“水物”特性的,又和雨水有着特别特别密切关系的。

  该怎么称呼这个“神物”呢?人们发现,雨水降临时,乌云汹涌,电光闪闪,相伴随的,是“隆隆”的雷声;海潮涨落,龙卷风吸水,泥石流下山,也都发出“隆隆”的声响;而鳄、牛、蟒蛇等动物的吼叫,也和“隆隆”声接近;而“隆隆”声本身具备着粗壮、雄浑、深沉和悠远等特点,给予人的感觉是恐怖、壮烈、崇高和神秘。于是,人们就取其声,将这个模糊集合起来的“神物”,以“隆”这个音呼之了。

  “神物”的发音是拟声,“神物”的形象该是个什么样子呢?一些人说像鱼,一些人说像鳄,一些人说像蛇,还有一些人说像云,像闪电,像虹霓;也可能今天看像这个,明天看像那个,后天看又像别一个;还可能觉得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升到天上就是云是闪电是虹,落到水中就是鱼是鳄是蛇,来到陆地就是猪是马是牛。模糊思维是不讲逻辑、意识不到矛盾的,这种思维容许同一个物体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容许部分和整体、单数和复数的同一。

  造字的时代到了,需要给这个以“隆”音呼之的神物搞个符号了。老祖宗最初造字,多以像形为之。那么,让这个神物像什么形好呢?有人说像鳄,就造了几个像鳄的“龙”字;有人说像蛇,就造了几个像蛇的“龙”字;还有人说像闪电,就再造几个像闪电的“龙”字;另有人说身子像鳄像蛇还像闪电,头却像马像牛还像猪,那么就造几个像这像那像……的“龙”字好了。于是,甲骨文和金文中便有了各式各样的“龙”字。后来,逐渐演化,直到最后简化成现在这个“龙”。

  这样,我们就可以说:龙是中国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先民们是以现实生物和自然天象为基础,将自己的对身外世界的畏惧、依赖、疑惑、想象、崇拜等等,都贯穿、投注、体现到龙的模糊集合中了。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龙无疑是古人的一种艺术创造。它是从鱼、鳄、蛇和云、电、虹等一个个具体物象而来,经过由众多人参与的模糊集合,形成一个建立在各个具体物象之上,又涵蕴着各个具体物象的新的形象。它的形成过程,是“美”的因素集纳的过程,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就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间渗透着、灌注着古人的神话猜想、宗教体味、审美快感和艺术情趣。

龙是图腾吗?

  图腾(Totem),原为美洲印第安鄂吉布瓦人的方言词汇,意思是“他的亲族”。图腾崇拜的核心是认为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和自己的氏族有血缘关系,是本氏族的始祖和亲人,从而将其尊奉为本氏族的标志、象征和保护神。世界各国不少学者,都对图腾崇拜这一既古老又奇特的文化现象做过考察和研究,普遍认为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有过图腾崇拜,其残余在近现代一些民族中还可以看到。

  最早提出龙图腾说的是闻氏一多。闻先生在他的一篇专门谈论龙凤的文章中这样说道:“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和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人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兼信仰),因之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

  那么,龙图腾是如何形成的呢?闻先生在他的名篇《伏羲考》说:龙这种图腾,“是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中的一种虚拟的生物,因为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图腾糅合成的一种综合体”;是“蛇图腾兼并与同化了许多弱小单位的结果”。

  龙图腾说由20世纪40年代起步,至今流衍不衰,一度还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质疑龙图腾说,并出现一些否定性观点。如:“无论如何,图腾物总是自然界中实有的物体。因为说到底,图腾制体现的也正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依据通行的理论和被学界接受的材料,龙作为一种图腾同时又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难以令人接受的。”(阎云翔)“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刘志雄、杨静荣)

  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时空范围上讲,前者比后者大得多。因此,某一类型文化中的某种纹饰与某一氏族的图腾划等号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是不得损伤、杀害和食用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斩龙以及食龙的载述。

  总观龙图腾说的争论,觉得起码有这样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个问题是,图腾说来自西方学者,中国远古氏族部落是否也像澳洲土著、北美土著那样,有过一个图腾崇拜时期?分析古籍中的有关记载,回答似乎是肯定的。但是,按学界的普遍观点,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新石器时代便趋于衰落,步入阶级社会,就只剩下一些残余在延续。按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资料,龙的起源当是新石器时代开始以后的事,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图腾崇拜已走向衰落了,龙却起源了。将方兴未艾的龙归划于一个趋于衰落的崇拜现象,有悖于事物发展的基本逻辑。

  另一个问题是,图腾概念有其原有的为学界所基本公认的内涵和外延,这样的图腾是严格意义上的图腾,或可称为“狭义图腾”。增其内涵、扩其外延之后的图腾,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图腾了,或可称之为“广义图腾”。严格意义上的图腾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实物,而龙不符合这个条件,它们是自然界里没有的神物,因此,要说龙为图腾的话,就只能将龙划归到广义图腾的框框里。问题是,狭义图腾和广义图腾时不时地会发生冲突。比如,按狭义图腾的要求,图腾物是不得被侮辱被杀害的,而身为广义图腾物的龙却屡屡被惩罚被斩杀枣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如果要在狭义图腾和广义图腾之间选择的话,我倒更倾向于狭义图腾,因为我觉得图腾就是图腾,应该尊重原初的内涵和外延,如果太广义了,也就没有图腾了。

龙有哪些神性?

  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来概略。

  在龙的神性中,“喜水”位居第一。这是因为,龙本来就是“水物”和“水相”,或者说,龙本源于“水物”和“水相”。龙的诸多的模糊集合对象,可以说都是“水物”或“水相”。鱼、鳄、河马、海马、水牛等生活在水中;蛇、蜥蜴喜处水湿阴潮之地;猪、陆牛、陆马、鹿等离开水也活不下去;而云、雷电、虹、海潮、龙卷风、泥石流等自然天象,全都和雨、水关系密切枣似乎完全可以用“水相”称之。本源于水物、水相的龙,怎么可能不“喜水”呢?

  “喜水”的神性,使龙对行云布雨、司水理水的神职特别胜任。

  “好飞”在龙的基本神性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龙之“好飞”,原因有这么几条:一是作为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云、雷电、虹霓等本来就是飞腾在空中的“天象”;二是鱼、鳄、蛇等在水中潜游之快,马、牛、鹿等在陆地上奔跑之速,都类似于“飞”;三是古人由于思维的模糊性,往往将潜游于水中的鱼、鳄、蛇等,奔跑于陆地上的马、牛、鹿等,和飞升腾跃在空中的云、雷电、虹霓等看成一个神物的不同表现,从而认为能在水中游、地上跑,也就能在天上飞。四是人类自从有了精神生活以后,就一直幻想超越自身的局限,摆脱现世的苦累,飞腾、翱翔到高妙阔远、有星星,有月亮,白云缭绕的空中去。而龙作为寄托着、体现着古人理想的神物,要是不能飞,不好飞,那也就不是龙了。

  “好飞”的神性,使龙很自然、很方便地成为某些神仙、圣杰、帝王的乘御对象。

  “飞”的方向和域界,自然是,也只能是神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空。因此,“好飞”必然“通天”。早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双耳盆上,就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划在一起的图案,陕西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亦称“龙凤纹”),也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枣龙的模糊集合对象联系起来,这就透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后世的许多建筑雕刻、绘画,人们都让神龙出现在浩渺无垠的昊天云气中,如北京故宫的云龙望柱、天坛的云龙石、孔庙的戏珠飞龙,等。

  龙“喜水”,水聚流于地;龙“好飞”,飞升于云天。于是,龙就具备了沟通天地,做天地间的桥梁和信使的能力。那些帝王君主们之所以以龙自比,其根本点就在于瞅准了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和信使的能力。

  由于龙是由众多的对象模糊集合而成的,各集合对象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因此,龙又有了“善变”的神性。在古人的心目中,龙在天可以是云、是电、是虹,在地可以是猪、是马、是牛,在水可以是鱼、是鳄、是蛇。换句话说,天上的云、电、虹,地上的猪、马、牛,水中的鱼、鳄、蛇,等等,都可以是龙的变体和化身。

  龙具备了“善变”的神性,而变,就免不了要变出些“灵光”、“灵通”、“灵妙”、“灵验”和“荒诞”、“离奇”、“怪异”来。因此,龙又有了“灵异”的神性,成为古人心目中的“四灵”(其它三灵是麟、凤、龟)之一。

  人们造神、敬神的目的之一,是相信神能给自己带来好处。龙是古人模糊集合了众多的动物和天象,从而创造出来的神物,如果这个神物不能给人间带来福祉和祥瑞,古人创造它做什么呢?上述龙的种种神性,又都为龙的征兆吉祥嘉瑞的神性提供了基础:龙喜水,而水是生产、生活的命脉;龙好飞,飞是对超越苦难、摆脱困境的向往;龙通天,天是天帝和诸神居住的地方;龙善变,变是对生存环境的适应;龙灵异,灵异使龙神奇莫测、非凡不群。将这种种优长集中于一身,龙又怎么能不祥瑞呢?

  龙可以“征瑞”,也可以“兆祸”。枣这倒也符合辩证法,其根据是现实的验证和历史的、道德的评价。如导致西周灭亡的“龙鼋之怪”、造成古时三苗地区大乱,的“日妖宵出,龙生于庙,犬哭于市”,等等。

  龙的性情中,也有凶猛威厉、乖张易怒的一面。我们概而称之为“示威”。龙之“示威”,盖源于龙的模糊集合对象的习性和危害。如湾鳄凶残伤人,蛇类阴毒咬人,雷雨使江河水涨成灾,龙卷风卷走人畜树木,泥石流冲毁房舍田园,等等。古人对这些现象不会有科学的解释,只好以“龙怒”、“龙怨”、“龙报仇”、“龙做孽”等说之。

介末 2006-08-24 15:11
龙的发展

气象万千

一、

  龙的图腾形象自商代形成后,随着悠悠岁月的流转,其形象也在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历史的一流一脉都在龙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在商代,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它那令人可怖的、幻想的形象给人强烈的神密感和一种狞厉的美,显示出龙有超越世间的神的权威。商代的龙主要铸造刻饰在青铜礼器上,线条错落凸突,深沉雄健,再加上青铜礼器那厚重沉稳的造型,使龙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折射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宗教理念。

  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纪被周王朝取代。周人的原始宗教中,人文的色彩较为浓烈,这是因为周伐商并推翻商王朝的理由是商王朝无德害民,周人是代表天来对商进行惩罚。因周人有“德”,得以配天,夺取了天下。周人打败商人后,不但夺取了体现商人通天权力(实际上是统治权力)的鼎器,而且在新铸的礼器中,突出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据说周人伐商之时,曾有一巨大的赤色的凤,口衔玉硅(也有记载说是口衔丹书)落在周的社庙,代表上天降瑞应给周,所以在周代的礼器上,凤的形象更为突出,龙的形象趋于弱化,甚至在一些图案中,将凤的冠状物安到了龙的头上,龙的体态少了那种张扬和狞厉,失去了商代龙的摄人气势,变得比较平和,更趋于艺术化与图案化。

二、

  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政治上群雄割据,学术上百家争鸣,原始的宗教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重要一点,是原始宗教中吸收了阴阳交合、化育万物的思想,与此相应,龙也逐渐演变成以阴阳相合为特征的吉祥图案,出现了大量的蚊龙、蟠曲龙以及龙凤合壁的造型。龙的形象也不仅仅出现在礼器上,开始出现于一般的日用器具,如铜镜、丝织品、帛画上,变成了一种突出祥瑞气氛的图案。龙的形体上突出了兽的特征,龙被加上了与虎相似的四足,使龙看起来更像是用四肢奔跑而不是如蛇、鳄那样爬行。这种加工使龙变得孔武健骏,神采飞扬。

  秦汉时期,龙的形象基本定型,即长角、尖耳、兽足,蛇躯。由于自秦汉始,皇帝被说成是真龙天子,所以龙就有了三重的含义:一是通天的神兽,二是君主的化身,三是吉祥瑞兽。

  秦汉后,表现龙形象的,一般不再是铸造的青铜或其它金属的礼器,而主要集中在帛画、墓画、画像砖石、石玉雕、陶瓷彩绘上,风格上更加艺术化与世俗化,宗教的色彩逐渐淡化。虽然风格也有差别,如六朝时期的南朝,龙像往往是傲骨嶙峋、潇洒恣肆,而北朝时则华贵雍荣、矫若流云,但总体上变化已不大。

三、

  隋唐时期,除了一般传统的龙形象外,又出现了一种龙首鱼身的形象,学者称其为“鱼龙变纹”。“鱼龙变纹”的产生,除了龙的历史渊源的因素外,还与当时的社会心理现象有密切的关系。

  在龙的形成史上,鱼本来就是龙的原摹本之一,在上古神话中早就有鱼变龙的传说,在古代典籍中更是言之凿凿。据说大禹在治理黄河时,曾将河东界的龙门山凿开里余,名为龙门。

  黄河从龙门流过。每年春未,就会有黄鲤鱼争先恐后地从各江河游到龙门之下,若有能逆湍急的水流跃上龙门者,就可化为龙。当有鱼跃上龙门时,不仅云雨相随,而且还有天火自后烧其尾。正因为如此凶险,所以一年之中,能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条,未能过龙门者,点额而返。这就是中国民间传说的“鲤鱼跳龙门”。从这个传说的角度看,龙首鱼身正是变化过程中的形象。

  然而,龙首鱼身的半龙形象在隋唐时代的兴盛,并不完全是上古传说的诱惑,而是人世“龙门”带来的效应,这座人世龙门,就是隋唐时期兴起的科举制度。

四、

  东汉直到南北朝,是豪门大族的时代和天下,朝廷用人行政,重视的不是人的才情能力,而是出身门第,这一套制度称为“九品中正”制度,也叫门阀制度,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政治上的黑暗自不待言。隋唐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创立了科举制度,即通过考试来选拔入才,授以官职。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文人既憎恨又依恋的一脉长流,多少文人的升沉荣辱都与科举息息相关。

  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愿望,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统治集团,跻身上流社会。所以“金榜题名”就成为人生的一大快意。科举并不特别重视门第出身,对那些出身寒微的读书人有特别的吸引力,一旦高中,便可平步青云,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与鲤鱼跃龙门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所以人们就把科举看成是寒士的“龙门”。

  有人干脆就把考场的正门称为龙门。如《红楼梦》第一百一十九回写宝王与贾兰一同去应科举,考完后宝玉不见了踪迹,贾兰回到家中说道:“我们俩人一起去交了卷子,一同出来,在龙门口一挤就不见了。”大诗人李白在《赠崔侍卿》一诗中写道:“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诗中即以不得成龙的鱼比喻科举落第。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下,象征着变龙的“鱼龙变纹”自然适应了人们的心理需要而成为受人喜爱的瑞符了。

五、

  宋代以后龙的形象更趋艺术的完善。在中国古代,宋王朝的地位非常奇特,它没有汉的威风,也没有唐的气魄,给人一种颓靡、软塌塌的感觉。宋立国不久便被北方的少数民族逼得节节南退,北宋成了南宋,最后偏安的小朝廷又不得不向敌人称臣纳贡。但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文化与经济发展却没有因宋的孱弱而停滞,相反,却在十分迅速的发展。当时各个学科都有学者对历史遗下的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哲学上有理学的辉煌,出现了二程(程颐、程灏)和朱熹这样的大学者。

  历史学方面有《资治通鉴》和它的作者司马光。金石学、医药学都有集前人大成的理论著述行世。在这样的大背景烘托下,龙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但龙的形象已基本挣开宗教的樊篱,而且出现了一整套画龙的理论,你之为“三停九似”,所谓“三停九似”,即是说在画龙时,龙首至前肢、前肢至腰、腰至尾三部分长度相等,九似即角似鹿、头似驼、眼如兔、项似蛇、腹如蜃、鳞如鱼、爪似鹰、掌似虎、身如牛。

  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不仅阐述了“三停九似”之法,而且强调画龙要“穷游泳婉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在画龙的鬃、鳞和肘毛时,笔画要壮快、细致,要看上去是从肉中生出。他还说,龙飞上天后有层云隔阻,落入渊后又潜于水底,人不能见到,所以画龙难以说成是形似,但也不可随意,挥毫落笔、筋力精神应契合于唐吴道子画鬼神的理论。宋代画龙理论不仅成为后世画龙的框范,也使龙的形象越来越进入纯艺术的轨道,突出了龙的审美意义,使得宋代的龙形象更具美感。从现存的宋代器物上所绘的龙形象看,宋龙体态灵健,气质雅俊,或腾飞于飘渺无定的云霭,或出没于崩云裂岸的狂涛,雄奇而不怪异,洒脱而不张狂,令人赏心悦目。

  元代继宋代的流风余韵,龙的艺术形象更为完善,也更为世俗化和规范化。与宋龙相比,元代的龙形象更趋一种协调和审美情趣的追求,龙头扁长,龙目明亮,龙眉粗壮,龙角后伸,龙躯细长,显得轻灵飘逸。宋元龙形象的艺术成就之所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与龙图案在民间的普及分不开的。龙的怪兽、神兽的特征逐渐淡化,凶霸之气消失,甚至出现过龙游戏于盛开的牡丹花丛之中的图案,整个画面充满温馨祥和的气氛。

六、

  然而,龙形象的这种趋势由于明、清两代帝王加强了对龙的垄断没能继续发展下去。明王朝的开基之主朱元璋出身贫寒,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都需要以龙来神化自己,说明自己是上承天命的真龙天子,有合法的统治权。出于这种需要,明、清的帝王在衣食住行各端都尽力以龙为饰,龙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帝王的专利。由于封建帝王的推崇,龙形象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艺术领域,以突出帝王的权威。今天我们见到的带有龙图案或装饰的建筑,大多建于明、清两代,其中一些建筑几乎无处不龙。有人做过统计,仅北京故宫中的一座大和殿,就有龙纹、龙雕1.3844万条。瓷器、漆器、金银与珐琅器皿上,龙的图案也被广泛使用,从形态上看,既有头尾相交、宛如花团的团龙,也有盘于梁柱之上、探首张爪的蟠龙,有踏水而行的走龙,也有腾飞于空的翔龙。龙的宗教与政治意义再次凸显,形象也变得怪异可怖,并且出现了违反审美规律的正面龙首图象,这种图案中的龙双目圆睁,目光如炬,爪舞牙张,须发皆扬,透出一股凶恶之气,实际上是要显示出帝王的威慑之力。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是专制皇权鼎盛的时期,封建君主竭力树立自己的威权,龙形象的上述变化正是皇权强化的结果,龙成了皇权的工具和象征。

  龙与封建帝主结缘后,一方面因帝王的推崇褒扬而愈显尊贵,一方面又因帝王的骄横无道而遭人憎恶。近人闻一多先生曾说:“我们记忆中的龙凤,只是帝王与后妃的符瑞,和他们及她们宫室舆服的装饰‘母题’,一言以蔽之,它们只是帝德与天威的标记。……你记得复辟与龙旗的不可分离性,你便会原谅我看见龙凤二字而不禁怵目惊心的苦衷了。”所以,当封建王朝的丧钟在近代敲响后,作为帝王象征的龙也失去了曾罩在它躯体上的道道光环,走向了衰落,只能默默无闻地附在曾喧赫一时的古代殿阁楼台与器具物品上,向人们展示它曾经历过的风风雨雨,让后人惊奇、感叹、评说。

介末 2006-08-24 15:11
龙生九子

  在明代,龙还被人们附会出了一个繁盛的家庭。龙在其形象形成史中,曾是由多面一,即汇集了多种怪异的兽形象而演化为龙。然而并非所有的怪异兽像都百川归海,纳入了龙像之中,在与龙形象形成、发展的同时,一些怪异兽象也在发展,并且在某一方面糅合了龙的某一种形象特征。因而有人又把二者联系起来。在民间,很久就流传着龙生九子的说法,但是九子为何物,并没有确切的记载,然而这一公案却由于“真龙天子”的好奇而有了结果。据说一次早朝,明孝宗朱佑樘突然心血来潮,问以饱学著称的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朕闻龙生九子,九子各是何等名目?”李东阳仓卒间不能回答,退朝后左思右想,又向几名同僚询问,糅合民间传说,七拼八凑,才拉出了一张清单,向皇帝交了差。按李东阳的清单,龙的九子是:

 (虫+八)(虫+夏):性喜水,被雕成桥柱上的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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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风:喜好冒险,因而人铸其像,置于殿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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睚眦:平生好杀,喜血腥之气,其形为刀柄上所刻之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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赑屃:力大,其背亦负以重物,即今刻在石碑下的石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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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图:形状似螺蚌,性好闭,铺首衔环是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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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螭吻:平生好吞,即殿脊的兽头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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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牢:平生好鸣,它的头像被用作大钟的钟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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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狻猊:喜欢蹲坐,佛像座下的狮子是其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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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牛:性喜音乐,其形为胡琴琴杆上端的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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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龙生九子,并非龙恰好生九子。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往往以九来表示极多,而且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九是个虚数,又是个贵数,所以用来描述龙子。

介末 2006-08-24 15:12
飞龙在天

一、

  自远古以来,广袤无际的天空一直是人们幻想驰骋的场所。

  星河的浩瀚,明月的皎洁,朝阳的灿烂,云霞的瑰丽,都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想,把天上视为人间无法比拟的美境;而斗转星移的天象演化,冬去春来的四时变迁,电闪雷鸣、雨雪霜冻、洪水飓风乃至地震山崩、潮汐海啸等自然现象与自然灾害,又引起人们巨大的惊惧,认为上天存在着无限的权能,既可对人佑护,又可对人惩罚的神抵.这些神居住在美妙无比的仙境之中,注视着地上芸芸众生的一举一动,以威力来表达他们的喜怒。于是先民们产生了最初的仙及仙境的概念。按古代典籍《淮南子》、《穆天子传》的记述,天分为三,昆仑之上有凉风之水,称为下天,人登上可以长寿不死;再向上是中天,称为悬圃,是无风无雨的灵界;再向上是上天,是大帝为首的诸神的居住之所。这里有春山之泽,有清水之泉,温和无风,飞鸟翔而百兽戏。

  古人对仙境的设想并不是一个模式。除了西北高耸的昆仑外,东方浩瀚的大海也同样激发起人们的想象力。《列子》中这样描绘:在渤海东下知几万亿里的地方,有一条大山谷,实际上是个无底的沟壑,称为旧墟。天地间的江河之水,全都流到这里,但壑中之水既不增,也不少。其中有5座仙山,分别是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每山高下周围约3万里,山顶平坦之处9000里。山与山相距7000里。山上有金石之台,禽兽个个通体洁白如雪,又有丛生的珠玉之树,上结甘美异常的果实,吃了不老不死。仙山上所居之人非神即圣,不可胜数。一日之内即能飞翔往来。

二、

  我们知道,在原始宗教中,龙的摹写原本是用以祭神的若干动物。在祭祀中,这些动物同时也有了神圣性,成为人与神沟通的中介,也是巫砚联系天人的助手,这些动物形象被绘刻到礼器上、并逐渐演化为龙纹之后,它们沟通人禅的中介或助手的作用被进一步放大,商周时代鼎器时尚一时,而且又多用龙纹来装饰,体现的正是这一点。这时,献祭牺牲的沟通天地、连接人神的作用已被鼎和鼎上的龙所承担。龙成了人神联系的使者。《史记》中记载了齐国术士所说的神话:

  “黄帝采首山的铜,在荆山下铸成了鼎。鼎成后,有龙垂下胡须,迎黄帝上天。黄帝登上龙背,群臣后官相随而上者七十余人。龙这时盘旋升天,一些人抓住龙须下放,以致将龙须扯下,黄帝的弓也掉在了地上。百姓看着黄帝冉冉升天,都抱着弓与龙须号啕大哭。”

  龙沟通天地,并能飞升上天的功能使龙在远古神话中被视为通天的工具,成了神仙们的坐骑或脚力。庄子在他的《追遥游》中写道:“藐姑射山上有神人居住,这些柳人肌肤如冰雪般洁自,行动飘迟有如美女。仙人不食五谷,吸风饮露,能够驾驭龙,乘云气而遨游于四海之外。”《韩非子》中也引述过一段远古传说,说黄帝曾与许多神仙在泰山相会,黄帝驾象车、驭六龙,风神清路,雨神洒水,虎狼在前开道,鬼神在后护卫,下有腾蛇,上有凤凰,威风凛凛。除黄帝外,其他的远古圣人如瑞项、帝眷、夏禹等,部被描绘成能乘龙飞天的人物。楚国诗人屈原以炽热而浪漫的笔触将人乘龙的传说变成了瑰丽旖旎的诗句:

  “龙驾兮帝服,聊翱翔游兮周章。”

  (驾起龙车,穿上帝服,暂时邀游四方。)

  “驾飞龙兮北征,遭吾通兮洞庭。”

  (我驾着飞龙向北行,转道来到洞庭。)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

  (神人驾起龙车,车声隆隆,向上驰骋,直达天庭。)

三、

  春秋后,驭龙升仙的思想兴盛一时,这是与当时社会的巨大变化有密切联系的。春秋以降,周王室衰微,中国社会进入了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传统贵族逐渐失势,新兴地主阶级新贵族兴起,出现各国争霸的割据局面。社会的变革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文化思想,各种救世思想萌生,出现了空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文化中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趋势增强,人与神的世界被拉近,神仙世界有了世俗的具象。如东海中的仙山方丈,传说有许多龙聚集在那里,有金玉琉璃的宫殿,不愿升天的众仙数十万人都在此安居,并且如人间农事一般种植灵芝仙草,还要按亩课税。另一仙山瀛洲长满奇花异草,有千丈高的玉石,还有甘醇的玉礼泉,喝了泉中之水就可长生,洲上仙家多处,风俗颇似中国的江南。

  与此相应,升仙的思想弥漫于世,并且出现了许多自称有仙术的术士。他们四处游说君主寻仙访药。在术士的鼓动下,战国时期的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人都曾派人入海寻仙,结果是泥牛入海,秦始皇对海外仙山更是深信不疑,派出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去海上求仙,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在历史上留下了徐福东渡,传裔扶桑的一段佳话。

  升仙思想由于道教的产生进一步光大。道家与上古的仙家方士有着渊源关系。道教在早期主要追求生命的永恒,长生不死。要达到这个目的,或通过修炼,死后灵魂升仙;或炼丹寻药,吃后长生;或灵魂与肉体一起升仙,即举形升仙,这一种被视为最高的境界:“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死后蜕,谓之尸解。”在举形升仙中,龙被当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于是,仙云袅袅,龙车辚辚,就成了汉、魏时代的艺术主题。各种质地的绘画、画像砖石、随葬的器物包括棺木,都被饰以有升仙内容的画图,有的是以墓主升仙为主题,有的是以传说中的仙人世界为对象。这些图案纹饰里,龙那飘逸矫健的身影到处可见。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幅帛画,整个画面分为三个部分,下部是巨兽与力士承负着板状的大地,中部表现的是人间的情景,平台之上,有一老妪徐行,前有侍者举案跪迎,后有侍女拱手相随。两侧有两条巨龙,龙头高昂直达天门,龙尾相绕曳至地底。画的上部是天门之上的仙境,中有一天神人面蛇身,夭神两侧有日、月,其下是两条展翼欲翔的飞龙。整个画面表现的是墓主在龙的接引下升天成仙的情形。这种驭龙升仙的思想,到了隋唐以后,才渐渐的淡化。

四、

  在上古时代,龙因其有通天的能力又被人们与天象联系在一起。古人把天分为东西南北四宫,分别以青龙(苍龙)、白虎、朱雀、玄武(一种龟形之神)为名。实际上是把天空分为四部,以每部分中的七个主要星宿连线成形,以其形状命名。东方的角、亢、氏、房、心、尾、箕形状如龙,所以称东宫为青龙或苍龙;西方七星奎、娄、胃、昂、毕、角、参形状如虎,称西宫为白虎;南方的井、鬼、柳、星、张、翼、轸联为鸟形,称朱雀;北方七星斗、牛、女、虚、危、室、壁,其形如龟,称玄武。于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成为镇守天官的四神,辟邪恶、调阴阳。四神之中,青龙与白虎因为体相勇武,主要地被人们当作镇邪的神灵,其形象多出现在宫阙、殿门、城门或墓葬建筑及其器物上,在最后一种场合里,龙已不是助墓主升天,而是镇慑邪魔,保卫墓主的灵魂安宁。

  在中国龙文化中,龙不仅被视为一种通天的神兽,而且还被视为一种吉祥瑞兽。在古人看来,龙既然能沟通天地,具有神力,当然也能代表天或神,给人庇佑。当统治者顺从天意、统治稳固、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百姓安乐之世,就会有龙出现于世,代表上天表示鼓励。这时的龙表示的是吉祥。“见龙”成了“瑞应”,即上天降下祥瑞以应人君的德政。

  龙的吉祥瑞兽的地位在战国时期随着五行说的兴起而更为巩固,也更受人重视。所谓五行,是指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古人认为这五种元素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础,由五行的不同组合而形成大千世界。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有一家为阴阳家,他们把五行说与阴阳说又糅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神神秘秘的“五德终始说”,并用来解释自然的变化与政治的变迁。所谓“五德终始”是说五行之间有一种相克的关系,即一种元素可以制胜、克服另一种元素,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如此循环下去。这种相克关系本来是古人对自然界观察得出的某种粗略的规律性认识,但古人同时又把它运用到人类社会中,去说明政权的更迭与变化。按这样的解释,每一个朝代都有与五行相应的“德”,如周王朝为火德,秦王朝为水德,汉王朝为土德等等,五行的相克导致了五德的相克,于是水德胜火德,秦取代东周,而上德又胜水德,汉王朝又取代了秦王朝。汉代学者在五行相克的基础上,又创造了一套五行相生的理论,认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也是往复循环。这相生的理论也被用到了政治上,即一个王朝的德如果不再有生命力的话,就会有另一个代表德的新王朝来取代,如尧禅让给舜,就是火德生土德。

五、

  中国传统文化中,上天与人世间存在着一种相应的关系,即所谓的“天人感应”,天与人事能相通,无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一个朝代如果统治有失,天会降下灾害来警告,如果不能改正,天会降下怪异表示震怒,如果统治者冥顽不化,天就会降下祸咎以示惩罚,这种祸咎,就是按五行的循环来改朝换代。被上天选中的新的王朝或统治者因有德,上天往往要降下瑞符,作为新王朝有资格取代旧王朝的征兆,一个王朝如果统治得好,上天也会降瑞符以示赞同、鼓励,而龙是吉祥瑞兽,也就成了瑞符的首选。据《史记》记载,黄帝因是土德,所以有黄龙出现;夏代是木德,有青龙降于郊野;商代是金德,山中有银滥出;周代是火德,天降下赤鸟;秦是水德,秦文公狩猎时曾见一黑龙。汉王朝建立后,一段时间里没能弄清自己是五德中的哪一德。文帝时一位叫公孙臣的人上书,说汉应是土德,土德的瑞符是黄龙,他建议文帝改正朔、易服色,使用黄色,以与瑞符相应。但当时任丞相的张苍反对,张苍认为汉应是水德,于是公孙臣的上书被置之不同。但3年后,有人向朝廷报称在成纪(今甘肃天水一带〕有黄龙出现,于是公孙臣的话“应验”,时来运转,当上了博士,而张苍觉得无地自容,辞职回乡。其实这条黄龙很可能是当时北方已十分罕见的鳄之类的水兽,地方官员借机向朝廷报告得到瑞符,以图得到皇帝的赏识,而朝廷也顺水推舟,以龙的出现来纷饰太平。于是汉代土德就成了定说。

  不但在王朝的更迭上龙被当作瑞符,有时某一地方官教化有方、治理成就突出时,也往往以龙作为瑞符,来向朝廷邀功。

  东汉建武年间,北地大守曹风治理地方政绩突出,感动了上天,有黄龙降于北地,于是皇帝赏曹风帛百匹,俸禄增加2000石。

  汉代以后,龙作为吉祥瑞兽的一面越来越突出。除了在某些特定的建筑如墓室石刻、碑石等上的雕龙、刻龙仍有升仙的意旨外,绝大多数器皿、建筑上的龙图案已经纯粹是一种吉祥图案了。龙作为一种瑞符被使用得更为广泛,除了帝王外,还与圣贤甚至是普通人拉上了关系。《史记》记载孔子为“野合”而生,但在晋代,却被说成是有两条龙附在孔子母亲颜氏的房中,颜氏梦而生孔子,并且有神女以香露沐浴颜氏,天帝下令奏“钧天之乐”,孔子的出生在瑞符的装点下变得神圣起来。隋唐后的典籍中多有某人梦龙、见龙或类似的情节,往往预示着其人的仕进、前程的发达与富贵。这里仅举一例:

  北宋翰林学士郑獬未显贵时,疾病缠身,困楚不堪。一日梦见来到一处状若宫殿的地方,有小吏毕恭毕敬地迎接他。他说:“我久病心烦体热,想洗一洗冷水浴。”小吏说:“早已为您准备好了。”说罢将他引到一间小屋内。屋中有一方形水池,池壁用明玉砌成,池水水光滟滟,清凉可爱。郑獬坐在池边,用手向身上撩水,但几捧水冲过,就见自己的冒上长出了白鳞,再看一眼水中自己的倒影,发现头上已长出了角。他大吃一惊,匆忙穿衣,逃出屋外。小吏追上来说:“这是玉龙池,您只是沾了点池水,实为可惜。如果入池洗浴,后日富贵不可言。但您是白龙翁,虽未入池,将来也能显贵,不过到不了一品。”这时郑獬梦醒,已通体大汗淋漓。后来郑獬科举登第,名列榜首。他忆起这一异梦,戏题一诗云:“文闱数载夺先声,变化需时自古同。霹雳一声从地起,到头原是白龙翁。”(宋·高似孙《纬略》)

六、

  龙的吉样瑞兽的性质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汉语。一些美好喜庆、吉祥欢乐的事物往往被与龙联系起来。东汉太尉桓焉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当时的名士孙伯、李膺,人称二女乘龙,意思是得婿如龙,从而留下了“乘龙快婿”这个成语。西晋清河内史陆云从小才智过人,6岁能文,言锋机敏,有人见到他,对他的才气十分惊奇,说:“此儿若非龙驹,当是凤雏。”此后,“龙驹凤雏”就成了幼小却极有才智的人的代语。古代新君即位,所发的首次进士及第榜被称为龙飞榜,会试中选称为登龙虎榜。其它如用龙骧虎视喻志气高远、顾盼自雄,以龙跃凤鸣喻才华横溢,以龙盘凤逸喻非常之才却未为世所知,以藏龙卧虎喻人才众多,等等,不胜枚举。人们用龙来比喻豪杰英雄和非常之人,用龙来描人相貌的雄奇威猛、气势奔放与神采飞扬,用龙来形容人的品格刚直、亮节高风,用龙来隐示怀才不遇、隐忍待时或乘时得势。声音的宏亮、仪态的潇洒、山川的险峻、树木的苍劲、文章的华采也都可以用龙来比附。

  把龙视为吉祥瑞兽,反映了人们对美好与良善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在封建政桔中,龙又成为封建官员奉承拍马,用以讨得皇帝宠信的工具,一些昏君暗主,也愿意借瑜符来欺蒙天下,粉饰太平,表明自己真正受命于天,是有道的真龙天子。于是历史上也出现了不少献瑞符的闹剧。例如明宜德六年(1432年),山西巡抚于忠肃向朝廷具奏,称山西忻州有龙马现世,这匹龙马鹿耳牛尾,玉面琼蹄,身有鳞状纹理,项骨隆然而中起,颈部骨节神奇,尾部茸毛光亮油润,非常驯良,不惊不扰。这位巡抚认为龙马的出现是“旷世之上瑞”,在奏表中说:“臣听说伏羲皇帝治理天下时,有龙马负载河图而出。我皇上特意颁布宽大仁慈的典章,以慰藉山西人民,皇上的诏旨发于京中,而瑞符遂出现在山西。龙马獐身而牛尾,姿态有如麒麟,凤胸龙鬃,体质远超过麒麟。是气运所聚集,风云所喜会。”其实,这至多不过是一匹长相特别的马罢了,这位巡抚为向皇帝邀宠,便指马为龙,说了一堆肉麻的奉承话。

  当然,古人中也有对瑞符之类的把戏表示怀疑的。明人张翰就说过,“古今谈祥瑞的,以《礼记》为最详。历代的史家都因袭《礼记》的说法。实际上,有的本来没有什么有德的事,却出现了瑞符,有的出现的本是妖异,却被当作了瑞符。没有过见到瑞符而不向上歌功颂德的。宋人胡寅曾说过,‘秀丽怪异的草木,珍奇的禽兽,云雾星辰日月的变化,什么时候都会有,而是不是祥瑞,就在于喜好还是不喜好瑞符这种说法。如果把这些东西部看成是祥瑞,那么只要注意就会找到许多,就是麒麟与凤凰也可以人力得到,何况其它呢?只是在上位的人,对此没兴趣罢了,如果他想得到,那就会有四面八方都来报瑞符的情况。’欧阳修在《五代史》中也说过,‘麟、凤、龟、龙是王者的瑞符,但在五代之时,这些瑞符却多出现在前蜀。相信并好谈论瑞符的人,也不能不产生怀疑。看一下前蜀君主王建家族的兴亡成败,就可知瑞符之说是否真实了。’胡寅与欧阳修两个人的见解义正词严,难道还不足以破除千百年来人们对瑞符的迷信吗?”这段话里所说的王建,是前蜀政权的创造者,小时无赖,乡人称之为“贼王八”,长大投靠唐王朝的宦官田令孜为养子,得以发迹,后来杀了田令孜,占据西川,907年自称皇帝,国号为蜀,建都成都。他目不识了,极为腐败,荒淫无道,却极好瑞符的把戏,于是不断有见龙、见凤、见麟之类的奏告上来,他则深信不疑,改年号、给自己上尊号,忙个不亦乐乎。他在位12年死去,其子王衍继位,比乃父更为荒唐,结果7年后国亡。瑞符没能救得了前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龙作为封建统治的瑞符越来越没有了市场,但在民间,龙作为吉祥瑞兽仍然生机勃勃。

介末 2006-08-24 15:12
龙施雨沛

一、

  中国龙文化中,龙的另一项功能是司水布雨。南宋诗人陆游所作的《龙湫歌》勾画了湫龙行云施雨的壮观场面:

  环湫巨木老不花,渊沉千尺龙所家。
  爪痕入木欲数寸,欢者心掉不敢哗。
  去年大旱绵千里,禾不立苗麦垂死。
  林神社鬼无奈何,老龙欠伸徐一起。
  隆隆之雷浩浩风,倒卷江水倾虚空。
  鳞间出火作飞电,金蛇夜掣层云中。
  明朝父老来赛雨,大巫吹箫小巫舞。
  词门人散月娟娟,龙归抱珠湫底眠。

  龙何以被当作司云布雨的神灵?这与龙的摹写原型有密切的联系,也与远古的农业经济息息相关。我们知道,龙虽然是由多种动物的形体结合,并经过艺术的夸张和变异而成,但这些动物大都是与水有关,如鱼、鳄、鲵、蛇等,某些与龙的起源有关的自然现象,如云、虹、闪电等,也与水或雨有密切的联系。这样,龙很容易被远古的先民想象为一种下可潜于渊、上可腾于天、行有从云雷电、可影响川泽云雨的神兽。《易经》中就认为云从龙,凤从虎。东汉的学者王充说:“龙听到雷声而起。龙起必有云相伴随,夏季则多有雷雨,龙多登云,乘云雨而行走。”

  龙有司水布雨的功能,又是神的助手,因此在上古传说中,龙也成为神与神之间斗争的工具。《山海经》中记载了一则黄帝与蚩尤作战的故事,故事中说蚩尤率军队进攻黄帝,黄帝命令应龙在冀州之野抵抗蚩尤的进攻。应龙受命后用它司水的本领将水蓄积起来,造成缺水,以图阻止敌人。但蚩尤请来风伯和雨神,纵风下雨。黄帝又从上天派下一名称作魃的女神协助应龙,止住了风雨,最后将蚩尤击败。但应龙与魃也无法回到天上,于是地上大旱。

二、

  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也有龙的活动。据说大禹治水前,有应龙以尾画地,为禹画出应开挖的浚水导水的水道线路,也有传说说禹治水时疏导河川、挖去山岩,有应龙在前曳尾,有玄龟在后挖泥,当疏导到巫山县时,一条应龙画错了水道,被禹处死。巫县现在仍有错开峡和斩龙台两处地名。

  传统中的应龙是一种有翼的龙,颈细腹大,鳞身。脊上有棘礼四肢强健,而且喜欢独处。古人曾有诗咏应龙:“应龙未起时,乃在渊底藏,非云足不踏,举则冲天翔。譬彼野兰草,幽居常独香,清见播四远,万里望芬芳。隐居可颐志,自见焉得彰。”这首诗实际上是借应龙而指人,借题发挥了。

  从上述传说中可以看出,布雨还不是应龙所独有的功能,因为蚩尤也请来了正规的神抵——雨师。但应龙有布雨的本事则是无疑的。据说黄帝战胜蚩尤后,由于应龙不能再上天,所以先民们用上造出一条状如应龙的“土龙”,同时施以巫术,才使得上天降下了甘霖。于是以“土龙”呼风唤雨就成了祈雨的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虽然上古时代的雨师有多种名目,但随着龙崇拜的普及,其它雨师的形象乃至名称都弱化、模糊了,只有龙的布雨形象日益强化,所以龙也就成了雨师。

三、

  龙的司水与布雨形象的鲜明,又与祈雨巫术的发展有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在远古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天气的阴晴旱涝、雨雪冰霜都对农业生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农业收成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先民们的命运,所以祈雨就成了最重要的巫术。在上古的祈雨活动中,虽然离不开龙,却不以龙为主角,因为上古时期龙是沟通神与人的工具,是天神的助手,本身还不是神,所以在祈雨巫术中,龙还只是布雨的工具。

  那么,上古祈雨是什么样子呢?

  据文献记载,上古祈雨巫术主要是焚人祭天。当作牺牲而被焚烧的是两种人:巫和魍。巫在原始宗教中是天神的使者,所以要用火焚死,使其能升天向天神介绍旱情,求天降雨,魍是一种残疾之人,据说身躯矮小、腹部高耸,总是仰面鼻孔朝天。

  天哀怜这种人,怕下雨雨水流进魍的鼻孔,所以不肯降雨,造成干旱。这样,魍就成了一名召致旱魔的不祥人。所以要在巫术中焚烧魍,是因为在远古先民看来,既然上天哀怜其病不肯降雨,自然也会哀怜其被焚而降雨人间。在这个仪式中,要使用龙状的祭器和“作土龙”,用龙来通神,求上天降雨。

四、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文明的进步和人文精神的兴起,上古时那种残酷的焚人祭天的祈雨方式有了重要的变化,不再焚人,而改为曝晒。担任祭司的巫和作为牺牲的魍要在炎炎烈日下曝晒数日。但这种作法也已受到怀疑和指责。《礼记》记载说,有一年大旱,鲁穆公召见县子商量。穆公问道:“天久旱不雨,我想准备一场祭天曝晒的仪式,你以为如何?”县子回答说:“天不下雨,您却去曝晒残疾之人,如此施虐,是不可以的呀!”穆公又说:“那么我举行祭天曝巫的仪式是否可以?”县子说:

  “靠巫这种愚蠢的妇人来祈天降雨,难道不是自己的疏忽吗?”这段对话显示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是曝晒巫和魍这种求雨巫术也已受到冲击,被视为是虐待和愚人之术。

  战国以后,祈雨的仪式更多地转向用龙,并将阴阳五行的内容融进了仪式之中。如在汉代,春旱求雨时,地方官要选择水日祭把社稷山川,不得斩伐山林名木。在城邑的东门外建四通之坛,坛方八尺,周围树立八面黑旗,以水官之神共工为神主。祭祀之时,用八条生鱼和玄酒(一种用来祭祀的清水),并准备清酒和大块的肉脯。用洁净善言的巫人主持祭把,要连续三夭举斋。巫要穿黑色衣,先向神主祭拜,然后念祝词,祝罢再拜。祝词是:“上天生五谷用来养人,现在五谷受到旱灾的危害,难以成熟结出果实。诸神享受清酒与肉脯,拜请神灵降雨。

  雨降而大地湿润后,我门就奉献牲物再表感谢。”在水日作一条8丈长的苍龙,置于中央,作7条4丈长的小龙,龙头皆向东方。

  各相距8尺。再选小童8人,食斋沐浴3日,穿青衣而肃立。把祭祀土神的“社”与闾外的沟挖通,用5只蛤蟆放在社中央方8尺、深1尺的池内,注以水。然后再准备清酒肉脯,斋戒3日,穿上黑衣向神祝祷。用3岁的公鸡与雄猪,将其作为祭神用的炙肉,在四通神的供室中炙烤。谕令百姓关闭南门,门外放置盛水的容器,开北门,村内放一口雄猪,北门之外的集市里也放置一口雄猪,听到鼓声响起后就炙烤猪尾。间里周围如有未掩埋的骸骨要埋于地下,沟峪有草木壅塞的,用火将柴草烧掉,如河沟已被桥道堵塞,要疏通。求得雨后,向林献一口猪及酒、盐、黍等物。作龙必须要在水日,必须要用洁净的上。还要在庚子日令吏民夫妇同居,以取阴阳调和之意。在汉代的祈雨仪式中,龙的地位与作用已与远古时期有了差别,汉代祈雨用龙,主要的不是用龙来通神乞雨,而是因为龙本身就可以招云,云从龙,有云自然易于降雨。

五、

  汉以后,祈雨的仪式复杂化了。这是因为汉之后佛教渐次传入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初具规模。这两种宗教在中国立足后,便成了祈雨活动、特别是民间祈雨活动中的主要角色。但传统的以龙祈雨的方式并没有消失,而是与佛、道的祈雨逐渐结合,不过国家祈雨把典中,还主要地是通过敬天求天神降雨,巫术的成分减少,甚至不再使用巫砚,但以土龙招雨的作法还很常见。隋代专有祈雨的祭坛,当第一次祈雨后不见灵验时,皇帝则下令禁屠、迁走集市,官员不得打伞用扇,让居民造土龙,皇帝自己还要穿素衣,不坐正殿或干脆露天办公,还要减少御膳的数量,撤掉乐队。

  唐代除了传统的祈雨仪式外,又出现了画龙祈雨的新花样。唐代民间的祈雨近乎于直接向龙祈求,并保留了巫术的某些形态。据《全唐诗》记载,唐代民间祈雨时,用土填满大瓮,用木制的蜥蜴放人土中,然后用穿青衣的小童手持青竹,围瓮边唱边舞:“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由于蜥蜴是龙的原型之一,所以在仪式中当了龙的替身,如同用土龙一样。小童且歌且舞,显示出巫的流风余韵。宋代民间祈雨也用此法,不过略有不同,求雨时各街巷以大瓮装满水,上插杨柳枝,将活蜥蜴放入水中,也有青衣小儿环绕而歌。宋代还有一种龙虎祈雨法,用长绳系一虎头骨,投入据称是有龙的水潭之中,使人不断牵动长绳,虎头骨就在水中摇摆不定,于是就会有云起潭中,随之雨降。这种祈雨仪式取的是龙虎相斗之意,引龙出渊,从而降雨。唐宋后,国家的祈雨仪式上常有最高统治者参加,明世宗朱厚璁曾亲到郊坛祈雨,得雨后赋诗:

  “烟雨腾腾述苑林,老龙惊起状千寻。

  三农此时欢樯秀,百谷成时喜赋吟。

  嘘呼还本原阳气,震荡须资雷雨临。

  莫谓尔君六事否,且喜思霖抵万金。”

六、

  龙在上古时代,具有原始宗教的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龙的宗教意义淡化,世俗化的趋势加强。但汉以后,龙又重新被注入了宗教的内容,龙也由原来的神兽变成了充分人格化的龙王。

  龙的这一身份变化源于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创立。

  佛教是公元前五六世纪由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的。这个王子就是佛教里所称的释迦牟尼佛祖,也称如来佛。佛教创立后,经西域渐渐传播到中国内地。在传播过程中,为能在中国立足,佛教大幅度地中国化,其中包括对中国传统神柢和巫术的吸收。佛经在传入中国时,也在概念和术语上尽量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

  在佛经中,有一个名叫“那迦”的神兽,这种神兽长身无足,在水中称王。实际上,那迦的原型是南亚热带雨林中的蟒蛇。那迦在佛教中是佛的护卫者,按佛经的说法,佛降生后,那迦护卫在佛的左右,吐一温一凉的净水为佛洗浴,并在空中歌舞赞礼,散各种妙花。那迦的数目在佛经中说法不一,有五位、七位、八位、八十一位、一百八十五位等不同说法,每位又有眷属千百。那迦可兴云布雨、决江开渎、致福却灾,居于海川沼渊之中,显然,佛教中的那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佛经转译为中文时,那迦顺理成章地被译为龙,而中国的百姓原本就以龙为神灵,对佛教中的龙也就慨然接受,并以中国文化中的龙来理解佛教中的龙了。

  在佛教中,龙是护法八部神抵中的第二位,神通广大,被称为“龙王”。据佛经记载,龙王在居住的海中有庄严华美的宫殿,佛曾到海底龙宫中宣讲佛法。这些内容对中国龙王及龙王传说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提供了素材。

七、

  道教形成于东汉未年。它是在中国上古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和升仙思想发展而来。因而,上古的鬼神观念和龙的观念都被道教所摄取。上古神话中龙是通天神兽,是升仙的坐骑,道教对此说全盘继承。道教中的神仙也多以龙为脚力,道教的法术中有一种为“乘峤”,即乘坐神兽飞行于空中,与神仙往来,所乘的神兽有三种,即龙、虎和鹿,分别称为龙峤、虎峤和鹿峤。三种之中,以龙峤为最上,因为龙能上天入地,穿山潜水,能助修炼之人混杳冥而通大道。据道教经典所说,乘龙断者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都不敢侵犯,无论到何地,都会有神祗出迎。早期道教,尽管不否定龙的施云布雨的功能,但为龙所规定的基本职责是供得道仙人驭乘。那么,为何道教后来特别重视龙的施水功能,以致后来也出现了龙主这一“神”呢?这主要是因为早期道教与佛教曾有过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是双方争相拉拢封建君主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就是尽量附和民众心理,取得民众的认同。所以,当佛教关于龙王的内容日益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产生社会影响后,道教也奋起直追,把道教中的龙也附会为王,而且后来居上,名目的繁多超过了佛教,主要有四海龙王,东海敖广、南海敖闰、西海敖钦、北海敖顺;五方龙王: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此外尚有清净、大地、法海,日月、星宿、天宫、龙宫等各种名目的龙王数百位。上古原始宗教中的龙虽有神性,但并不占地一方,但道教的龙则均有守土之责,诸天有龙,四海有龙,五方有龙,三十八山有龙,二十四向有龙,渐至凡有水之处,无论湖海河川.还是渊潭池沼,甚至井、泉之内,莫不有龙王驻在。

  由于道教是本土宗教,道教的龙也就更为中国化,比佛教的龙更为世俗,更适合中国民众的心理。道教的龙不但能降雨除旱,而且还可救火,当龙降临时,还可以在祈雨的同时捎带提一些其它方面的要求,如求福、长生、官职、疾病,住宅凶吉等,“无有不吉”,大有包打天下的气概。道教中龙的施雨也更有人情味和传奇色彩。《太平广记?》曾记有一位名叫释玄照的人在嵩山修炼讲法。听众中有三位须发皆白、相貌奇异的老者从无缺席,虚心听讲。一日,三老臾谒见玄照,称三人皆为龙,得闻大道,非常感激,无以为报,请玄照指使。于是玄照说:

  “今天下久旱,如能行云致雨,润万物而苏民困,功德非浅。”三老臾回称:“施雨不难,但天帝雨禁森严,擅自行雨,于系非小,恐有杀身之祸。不过有一方法可行,我等闻听少室山处士孙思邈德高望重,仁德无量,其所传《千金翼方》惠济万世,其名已录仙籍。如得孙处士一言相庇,定保我等安然。”于是将相庇之法告诉给玄照。玄照即赴少室山孙思邈处,请庇护三龙,使龙能召云致雨。孙思邈问以何法,玄照答以三龙降雨之后,即避于思邈居室后的池沼中隐蔽。如有异人拘拿三龙,请思邈劝谕释三龙之罪。孙思邈允诺。于是三龙行雨一昼夜,千里雨足。次日,玄照赴孙思邈处,二人对谈之际,忽见一骨状奇特之大汉径奔室后池沼,大声叱咤,须臾间便有三只水獭浮出池面,大汉以赤索将三獭捆定,准备离去。孙思递急趋前拦住大汉说:

  “三物之罪,死不足以赎,但擅自行雨是出于贫道之意,还望开释三物,并请上达天帝,恕三物之罪。”大汉听毕,即解开绳索而去。事后三龙赴孙思邈处,意有所酬,孙坚拒。三龙又向玄照致谢,再三为请。玄照不得已,遂请三龙作法将观前障路山峰移走。于是三龙作法,将山以雷霆击碎,观前豁然开朗,数里坦平。

八、

  故事中的孙思邈为隋未唐初名医兼名士,有千金方传世,当时颇有名气,被道教牵扯入内,反映道教不仅能使龙致雨,还能救龙之命,龙与神仙的感遇富有人情味。孙思邈救龙故事不止一端,《酉阳杂俎》记孙思邈在终南山隐居,时天大旱,一名来自西域的胡僧在昆明他结坛祈雨。七日后,池水缩数尺。池中之龙化为一老者至孙思邈处求救。孙说:“我知道昆明池有仙方三十篇,将方予我,即可救你。”龙答称仙方天帝不准妄传,但事急已顾不了许多,遂将仙方奉上。孙思邈大喜,嘱龙不必忧虑。自此果然池水渐涨,甚至溢出池岸。胡僧祈雨不成,羞奎而死,这个故事中的孙思邈没有仁圣的色彩,颇有乘人之危、且不顾天下而念一已之私的意味,但表现了在龙问题上的佛、道之间的竞争。

  佛、道两教争相对龙宣传,刺激了民间对龙的崇拜,传统的龙也由一神兽而成神。于是大江南北,龙王几乎无水无之。封建帝王也对龙神发生兴趣,唐代就有祭五龙之制,宋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下诏封天下五龙神为王爵。明清两代帝王也有封龙为王之举。帝王的褒扬,抬高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本来在佛、道二教中,龙虽为神,但都没有显赫的地位,因此无论佛寺还是道观,都不供奉龙,龙但是宗教建筑的装饰,至多不过是佛、仙的坐骑,但在中国民间,龙却扬眉吐气,成为一种信仰最众、独立于佛、道之外的神祗。各地龙王庙林立,龙王庙与城隍庙、土地庙成为中国到处可见的祠字。

介末 2006-08-24 15:12
真龙天子

一、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大诗人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表上后,新党官员们马上从中嗅出了苏轼的不满情绪,他们决定找一个借口,再给苏轼一点颜色。

  借口很快找到,这就是苏轼的诗。

  诗人的天性是吟颂,无论是欢乐还是愤怒,都可入诗。苏轼的弟弟苏辙知道乃兄的毛病,所以特意告诫他:“北客南来休问讯,西湖虽好莫吟诗。”但苏轼还是借诗抒发胸臆,宣泄胸中的块垒,于是被人抓到把柄。到任三个月后,即被押回乌台(即御史府,宋代纠弹百官的机构)。

  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这不过是封建社会千百起文字狱中的一起,但原因较为特别,即因“龙”而起,文字中对“龙”的态度有了问题。因为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又是皇帝的代称,皇帝是“真龙天子”。

二、

  那么,龙是怎样与皇帝结下了缘的呢?

  在上古时期,由于龙是通天神兽,是神的助手而被先民们所尊崇。这样就产生了居于一国之尊的国玉或国君有被喻成龙的可能性。春秋时代,龙逐渐被视为君象,如《易经》中就有“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之类的句子。而当五行循环、五相终始的理论与瑞符说产生、龙作为瑞符而起到表明某一统治有合法性的作用时,龙就与君主有了直接的联系,上古时期的统治者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在春秋后形成的文献中都被说成是与龙有关。秦始皇曾被称为“祖龙”。

  据《史记》记载,秦王政三十六年(前211年),秦的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一块玉璧拦住使者说:“请把这块璧交给缟池君(即水神)。”然后又说:“今年祖龙死。”使者想问清楚,但人忽然不见,仅有玉璧放在地上。使者将壁带回,并将经过奏报给秦始皇。秦始皇默然不语良久,才说:“这个妖孽能预知的不过是一年之内的事情。”退朝后他说:“祖龙是指人的祖先。”又谕令御史大夫看那个玉璧,发现是8年前秦始皇渡江时为祈福而沉于江的那块。据后人的解,这是因秦暴虐无道,上天已不再福佑秦的统治,派妖鬼化人形将秦始皇奉献的玉璧退还,以示不庇护之意,要使者将此壁交给如周武王那样的有德者,讨伐暴秦,取而代之。祖龙即指秦始皇。

  后人有诗论及秦始皇焚书:“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困锁祖龙居,坑灰未冷东山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里的祖龙同样指秦始皇。

三、

  龙作为皇帝的代称,换句话说,“真龙天子”出现,是在汉初。汉高祖刘邦首先利用龙来给自己涂上一层神秘色彩。《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父太公,母刘氏。刘氏在大泽坡上休息,梦中与神人相遇。此时雷电交加、天昏地暗,大公去看视,见刘氏身上附有一龙。不久刘氏就怀有身孕,生下刘邦。刘邦高鼻梁、龙须,左股上有七十二黑症,未发迹时常向人赊酒喝,醉倒的时候,其身上有龙盘绕,显然这是为神化刘邦而编造的故事,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意图。

  在刘邦始作俑后,历代帝王也深悉了其中的奥秘,都在“龙为君像”上打算盘,神化自己。汉武帝在龙的皇权化方面比刘邦要厉害得多。他特别相信五行之说与方士之术,对龙为帝瑞笃信不移。在武帝一朝,因龙瑞符而发生的折腾有几十次,河溃认为是神龙动怒,建龙渊宫以敬龙;有人献犀牛,以为是麒麟出现;有人献异马,他将其当作龙马。他相信可以乘龙登天派出数千方士去寻找神仙,采制芝药。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王”的受命之符。唐太宗4岁时。

  有书生称他“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及冠,必能济世安民”,说完即不见踪影,于是他改名为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以黄袍加身的方式夺得了后周政权,因此更需要神化自己来避免舆论的指责,于是便称他在任宜州王、镇守荆州时,就有黑龙跃上他所乘之船。如此种种,史不绝书。

  龙成了皇帝的化身和权威的象征,一些带龙字的词汇就成了皇帝的专指词汇,如皇帝即位称为“龙飞”,帝王未即位或在民间时(多指开国之君)称“龙潜”,新王朝创立称“龙兴”,皇帝的容貌称“龙颜”,皇帝死亡称“龙驭宾天”,即乘龙升天,此外还有龙椅、龙印、龙裳、龙辇等。一些帝王热衷于以龙为年号,据研究者统计,在中国历史上,以龙字作年号的君主不下20位,但可笑的是,其中多数国势衰微,甚至是国灭身亡。龙并不能为他们帮什么忙。

四、

  帝王对龙的利用,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对龙纹的把持与垄断。

  这主要体现在对带有龙形象的服饰的使用上。东汉时,九卿以下官员已经没有资格穿有龙图案的服装,元代不但不准常人穿用有龙凤图案的服装,市街店铺也不准织造、出售有龙凤图案的布匹,违者除物品没官外,还要把犯禁之人拘捕严惩。但由于龙纹的流行年代久远,统治者一时不能完全禁绝,又采取了变通方法,即将龙分为三六九等,那种双角五爪的龙形象由皇帝专用,其它三爪、四爪的龙纹可以民用。明代模仿前代,禁止民用龙纹,同时对大臣朝服的图案也作了规定。相比之下,倒是清王朝相对宽松一些,它规定文武百官可穿蟒服,但蟒数及颜色各有等差。龙纹器物,除皇帝专用色(明黄)外,一般不禁止。历代皇帝的服装则极尽华丽,滥用龙纹以示帝王的威权。

  以明清帝王的服饰为例,皇帝的衮服为玄衣黄裳,装饰有12种图案,称十二章。衣自上而下织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裳自上而下绣宗彝(本意为一种祭器,上有虎与雉雉两种兽形。

  这里指两种兽的图案)、藻、火、粉米(白色米形花纹)、黼(黑白相同如斧形的花纹)、黻(青黑相间的花纹)。蔽膝与裳同色,绣龙、火和山的图案。十二章中以龙纹最为突出,其他不过是点缀。明代又规定皇帝的朝服除了十二章外,还要有十二团龙。帝王的其它衣服也尽力“龙”气,可称满身皆龙,甚至皇后的朝服也爬满了龙。

  封建帝主垄断龙纹的目的是加强专制统治,使自己的权威不受到挑战。因而,任何时龙的冒犯常常被君主视为对专制皇权的冒犯,都可能招致大祸。韩非子曾说过,龙虽然有时柔顺得可以与它一起嬉戏,但它颈下有逆鳞径尺,碰了逆鳞,龙就会翻脸不认人而杀人。韩非子认为君王应有逆鳞。历代帝王神化自己为真龙天子,也就自然地承继了龙的逆鳞。触犯专制皇权、包括对龙表现出不敬的言行,都可能遭到严惩乃致杀身灭族。所以大诗人李白在《猛龙行》中感叹:“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明清以降,中国封建皇权达于鼎盛,极度膨胀,帝王猜忌心极强,对皇权有意无意的冒犯都是犯龙鳞的行为,由此形成了一系列血案和文字狱。明代画家盛著善画山水花鸟人物,名重一时,洪武年间供事内廷,为皇帝服务。他奉旨为一寺院画影壁,画了一幅“水母乘龙背”,结果朱元璋以“不称旨”为罪名下令将盛著处死。朱元璋出身卑贱,疑忌心极强,很可能是他认为这幅画中龙被人骑是对他的嘲讽,于是制造了这起冤案。清代乾隆二十年(1756年).内阁学士胡中藻主持广西学政,出试题取《易经》中“乾之爻不像龙说”一句,结果被控为低毁乾隆。因为隆与龙同音,是暗指乾隆不是真龙天子,因而获罪,收监后又顺蔓摸瓜,查出胡的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类的句子,于是胡中藻被处死。

五、

  由于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龙的功能与形态、类别又多种多样,更由于龙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已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专制帝王们无法对龙实行绝对的垄断。相反,帝王们的恣肆自为激起了人门的反感,出现了对龙的憎恶和否定,产生了毒龙。孽龙之说。毒龙本为佛经语,指一种害人之龙因受戒而顿悟,忍诸般苦,以至命绝,最后终于成佛。但人们用这一概念主要意指害人之龙或害人的邪念。唐诗人王维就有“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的诗句。所谓孽龙,乃是降灾之龙。本来在上古,龙代表天帝表示其赏罚,但降灾之事逐渐被称为“龙蛇之孽”,于是有了妖龙、孽龙的称呼。相传秦李冰任蜀郡守,蜀多水患,并有孽龙食人。李冰及其子二郎降服孽龙,锁于江上,水患遂息。神话传说中的二郎神及梅山七圣即从此而来。孽龙除了指残暴,兴水患害民的龙以外,还指历史上的暴君,如夏桀、秦始皇等人。对毒龙、孽龙的指斥,反映了历史上人民群众对专制皇权的不满与反抗。除了这种直接的指斥外,人们还在文学作品中对龙嬉笑怒骂。如在《封神演义》、《西游记》中都有“哪咤闹海”的章节,作者不但借哪咤之口把龙王称为“老泥鳅”,而且还设计了哪咤将龙太子打死、揭鳞抽筋的情节,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向。

  对“真龙天子”的最直接的否定是农民革命的的熊熊烈焰。

  还在龙与帝王结缘不久的东汉未年,黄中军起义就喊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近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把清王朝的皇帝称为“蛇妖”,宣称以农民自己的真龙天子来取代封建阶级的真龙天子。他赋诗言志道: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却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雪鼓舞三千浪,易像飞龙定在天。

  当民主革命凯歌高奏、封建帝制被推翻后,作为皇权象征的龙也就走向了未日,变成了一种文化遗迹。

介末 2006-08-24 15:13
龙的传说

  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龙不是被帝王们全部霸占。在民间,龙仍然以各种方式出现。中国的各个民族几乎都有以龙为主题的传说和故事,人们以赛龙舟、舞龙灯来欢庆节日,以祭祀龙来祈求风调雨顺,下面介绍一些龙的传说:

天龙

  天龙,当然指天上的龙,或升天的龙。龙能够腾翔于云天,是由其取材对象和神性决定的。龙的神性可以用喜水、好飞、通天、善变、显灵、征瑞、兆祸、示威来概括。其中的“好飞”和“通天”,是“天龙”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知道,作为龙的集合对象,雷电、云雾、虹霓等本来就是飞腾在空中的“天象”;而鱼、鳄、蛇等在水中潜游之快,马、牛、鹿等在陆地上奔跑之速,都类似于“飞”枣古人由于思维的模糊性,往往将潜游于水中的鱼、鳄、蛇等,奔跑于陆地上的马、牛、鹿等,和飞升腾跃在空中的雷电、云雾、虹霓等看成一个神物的不同表现,从而认为能在水中游、地上跑,也就能在天上飞。
  
  “好飞”必然“通天”。因为“飞”的方向和域界,自然是,也只能是神秘、辽阔、至高无上的天。因而,从远古到如今,人们总是让神龙常常出现在浩渺无垠的昊天云气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黑陶双耳盆上,有将“鱼藻纹”和“鸟纹”刻划在一起的图案;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鸟鱼纹”,也将天上飞的鸟同水中游的鱼枣龙的集合对象联系起来。这就透示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龙的模糊集合之初,龙就开始有了“通天”的意味。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了一件“龙凤导引升天帛画”。画面上的龙,竖身卷尾,头脸朝天,肢爪划动,跃跃而上。旁边是它的同伴枣昂首展翅的凤。龙凤之下,站一位双手合十的裙服女子。显然,这位女子在祈祷着、接受着龙凤的导引,要飞升到天上去,做一名自由自在的“女仙”。
  
  于是,龙就有了沟通天地,做天地间的桥梁和信使的能力和身份。那些专制帝王们之所以称自己为“真龙天子”,其根本点就在于瞅准了龙的“通天”的神性,和充当天地间桥梁和信使的能力。
  
  对于老百姓而言,“天龙”则是一种民族心理的对应、释放和外化。我们的祖先们,生活在异常艰辛的环境里,自然界灾害频仍,氏族间你争我斗,自身面临生老病死诸多苦痛。进入阶级社会后,又增加了来自专制皇权的压力,而这后一种压力又同道德伦理相结合,以“三纲五常”等形式箍桶填鸭般灌进人们的血脉中,不容分说、无可拒绝地捆绑住人们的手脚。然而,追求自由乃是人之为人的天性枣天性自由却无时不在羁绊之中,于是,人们期冀着、希求着、幻想着挣开绳索,超脱尘世,过一种能使天性充分展开的无拘无束的生活。
  
  龙为满足人们这样的心理提供了可能。它既可以舒畅地在水中游,矫捷地在地上走,更可以潇洒地在天上飞。天上多么美妙啊!皎洁的明月,雪白的云团,艳丽的霞光,更有长风千里,电掣万仞,雷霹八方……天龙,天龙,实际上是人心想高飞、在高飞啊。 

乌龙

  少华山下的龙潭堡,原先只有十来户人家。村里住着:一家姓刘的父女二人,靠做卖豆腐为生。女儿名珠凤,出落得俏模俊样。

  有一天珠凤去挑水,钩搭上挂上来一条小黑蛇。她把小黑蛇捉下来放到井台上,说:“怪可怜的,放了去吧!”小黑蛇对她点了点头,一转身窜到井里去了。

  珠凤挑水刚进屋,听见背后有人叫她。转身一看,是个二十来岁的漂亮小伙。小伙拉住珠凤的手,在她手心里放了一粒滚圆滚圆的珠子,说:“我是渭河龙君的五太子,刚才在龙潭中戏游,不小心撞在你的钩搭上挣脱不得,多谢大姐救命之恩。这是一颗龙珠,你把它放在水缸里,就不用天天挑水了。往后有啥为难事,大姐只管说一声吧。”说完,顿时不见了影儿。珠凤追出门外,只见井口一团白雾,听得井水哗啦啦响了几声。她觉得像是在梦中一般,再看手里,分明是颗宝珠。进屋后,她将龙珠往水瓮里一丢,哗枣,水花翻溅,泛起满满一瓮清水,尝一口,比那井水还甜,珠凤知是宝物,对谁也没讲,连她亲大也瞒着。只是常常想起乌龙,每天都去井台上挑一担水,偷偷往井里看上几眼。

  离龙潭堡四五里的孙家堡住着一家财东尹立先。珠凤他妈死的时候,刘老汉没钱殓葬,借了尹财东十两银子。日子穷,还不起,却常给尹家送些豆腐,权当付了利息。这十两本银尹财东也不催要,乐得一年到头吃豆腐不花钱买。

  珠凤姑娘年长一年,越发出落。尹立先贼眼骨碌一转,打起了珠凤的鬼主意。先是请了个能说会道的媒婆,给珠凤说媒下聘礼来了。刘老汉执意不肯,珠凤心性刚烈,提起礼盒子摔到门外,媒婆碰了一鼻子灰。

  尹财东知道了,气得直翻白眼,骂道:“老东西给脸不要脸,十两银子的财十几年咧欠着不还。哼!连本带利纹银百两,三天内交来啥说不说,交不来银子枣哼哼!”他眯起眼一声冷笑:“叫珠凤姑娘来顶账!”话传到刘老汉耳朵里,他也没了主意。珠凤只是爬在炕沿上哭,左思右想没办法”等到半夜她大睡定,跑到井台儿上,牙一咬,心一横,大叫一声:“妈,儿跟你来了!”眼睛一闭,纵身扑进井里。

  珠凤只觉得头晕目眩,像是腾云驾雾一般。忽听得耳朵边有人呼喊:“珠凤,珠凤妹妹!”慢慢睁开眼一看,原来自己不曾落到水里,却躺在乌龙的胳膊上。“乌龙哥!”她像见到亲人一般,伏在乌龙的怀里大哭起来。乌龙劝她说:“珠凤,你的事我都知道,你不要难过。狗财东为富不仁,天理难容,看我收拾这条老狗”……我送你回去吧!”珠凤不肯,他在她耳边一阵悄声絮语,说得珠凤含泪带笑,连连点头。

  听得珠凤投井、乡亲们打着火把下井救人。乌龙见有人下来,轻声对珠凤说:“好妹妹,我不送你了。”双手将珠凤托起。下井的人摸到珠凤,连忙绑上绳子,把她救了上来。

  夜深人静,珠风把她和乌龙的事从头到尾给父亲学了一遍,老汉听了暗暗惊喜,却又半信半疑。珠风从瓮里捞起龙珠,老汉见果然不是世俗之物,才信了珠凤的话。珠凤跳井得救的消息传到尹立先耳里,老贼捋着鼠须一阵奸笑:“嘿,分明是天公作美。我尹某人家财万贯,金银满箱,再能有这么个美人几,可真是……啊,嘿……”贼眼一转,吩咐下人分头准备去了。第二天一大早,老贼带着一伙家丁朝珠凤家奔去。走到半路,一阵狂风卷着沙石吹得天昏地暗,带来的财礼早刮得没了影儿,尹贼连人带马翻倒在地。狂风过后,老贼一看,财礼虽空,人马俱在,就揉了揉被摔歪的鼻子,带着一帮家院,挥棍舞棒,直奔刘老汉家来抢珠凤。

  乌龙见老贼三番事过,仍不知改,待老贼冲到井台边,便现出真形,口含龙珠,喷出一股清泉。一时间电闪雷呜,恶浪滔天,尹贼一伙狼哭鬼嚎,随波翻滚,被冲入渭水河中,喂了鱼鳖。

  一会儿云消雾散,满天霞光,云端里舞起一条黑色巨龙,龙背上坐着珠凤姑娘。飞到山顶,乌龙卧下歇息,珠凤向父亲和乡亲们挥手告别。

  从此,人们就把这村子叫做龙泉村,后来又改成龙潭堡,把龙歇息的山头也起名叫做乌龙山,年代久了,都叫做五龙山了。

舞龙

  每逢节日庆典,我们都能看到欢腾旋跃,让人兴奋不已的舞龙。舞龙也称“龙舞”、“耍龙”、“闹龙灯”、“玩龙灯”、“龙灯会”。那么,为什么要舞龙呢?

  舞龙的用意,概括起来不外乎这么几条:一为祈雨祈福,二为娱神娱己,三为彰显力量,四为兴旺人丁。

  其中,祈雨祈福是最基础的。两湖一带民间传说,战国时的鬼谷子和金角老龙相遇,鬼谷子说:“据我掐算,近日有雨,城内三十六点,城外四十八点。”金角老龙有意让鬼谷子的预言落空,便利用职务之便,让城内下了四十八点,城外下了三十六点,结果城内不少老百姓死于水患。后来玉皇大帝问罪,金角老龙受到贬黜。为了赎罪,老龙便在每年的新春到来之际,逐门逐户地向老百姓鞠躬赔礼,并承诺一年的风调雨顺。于是,人们便据此传说,用竹条铁丝、绸缎纱布扎制成彩龙,每逢年节舞耍一番,表达欢快喜悦之情,也寓意老龙臣服,天随人愿。四川铜梁一带的传说也异曲同工:东海龙王患腰痛病,变成一个老头上岸求医。大夫通过把脉知其非人,便让其恢复原形,并从其腰间捉出一条蜈蚣。龙王病愈后,以泄露天机为谢:言人们只要照它的样子造一条龙四处舞游,便能保雨水及时,五谷丰成。

  舞龙祈雨在先秦时期已开始流行,到汉代已具相当规模,形式也多有讲究。据董仲舒《春秋繁露》载,汉代人春旱求雨舞青龙,炎夏求雨舞赤龙或黄龙,秋季求雨舞白龙,冬天求雨舞黑龙。这些龙长达数丈,每次出动五至九条不等。

  后世的舞龙,大都包含有祈雨祈福的意味。如流行于湖南省湘西山区的“龙头蚕身灯”。该灯由“龙”的头和“蚕”的身与尾组成。制作考究,形体小巧,头尾能曲能伸,宛转灵活。竹圈联成蚕身,绳索系其内,白布蒙其外,外用红绿彩环缠身,由三个舞技出众的民间艺人分别持头、腰、尾三个部分执耍。“龙头蚕身灯”一般都是成对出行。出灯前,每对灯都要下到江边“吸水”,然后才沿门沿户祝福吉祥。为什么要“吸水”呢?很好理解,龙吸饱了水,才能保证雨水充足。

  南方一些地方流行舞草龙枣由柳条、青藤、稻草扎成,夜晚舞耍时,龙身上满插香火,因而又称“香龙”、“香火龙”。舞龙结束时,还要在喧天的锣鼓鞭炮声中,恭恭敬敬地将草龙送到江河溪潭之中。其用意也是让龙回龙宫,以保佑一方地面风调雨顺。

  以娱神娱己为目的舞龙可追溯到汉代的“鱼龙曼延”。《汉书·西域传赞》载:“孝武之世……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颜师古解释说,巴俞都卢、海中砀极都是歌舞名,而“鱼龙”,则是由人装扮成一种来自西域的巨形珍兽枣舍利之兽,先在庭前舞蹈戏乐,然后到殿前激水,水花飞溅中,化作一条巨大的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目”。然后,再化作身长八丈的黄龙,“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故又名“黄龙变”。由此看来,“鱼龙”,当是一种由人装扮成巨鱼和巨龙进行表演的大型舞蹈。由于巨鱼和巨龙之间有一个“变”的问题,因此在表演时,可能还需要幻术、布景、烟雾等来配合。

  那么,“曼延”又作何解释呢?“曼延”也作漫衍、曼衍、蔓延等,是古代一种大兽的名字。据说这种大兽“似狸,长百寻”,可以“仿此演为百戏。”古代八尺为一寻,百寻就是八十丈。因而《西京赋》中有“巨兽百寻,是为曼延”之句,薛综注曰:“作大兽,长八十丈,所谓鱼龙曼延也。”由此推断,“曼延”是“假作兽以戏”,是由人扮演成各种巨兽的舞蹈。“鱼龙”当是其中典型的主要的一种,因而称作“鱼龙曼延”。

  东汉张衡在《西京赋》、李尤在《平乐观赋》中都有对“鱼龙曼延”的生动描述。从中可以看到,作为汉代的大型歌舞,“鱼龙曼延”集合了当时最高水平的演员阵容以及布景、道具和特技,可谓规模宏大,幻象纷呈。除中心节目“巨鱼变巨龙”外,还有由人扮装的熊、虎、猿猴、大象、大雀、大龟、大蟾蜍及其它不知名的奇兽参与演出。

  史料之外,还可以从汉代画像石上找到“鱼龙曼延”的影子。如铜山洪楼发现的乐舞百戏画像石,山东沂南出土的角抵百戏画像石,上面都有鱼龙作舞的图像。

  “鱼龙曼延”从汉至唐,延续了将近七八百年的时间,唐以后,整体上逐渐失传,后世传留下来的,只是其中的部分节目。民间的龙舞、狮子舞、麒麟舞等,可视作对“鱼龙曼延”的传承和演变。

  灯与龙的结合,大约起始于宋时。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记道:“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之状。”这样的龙灯,即是我们所说的放置在那里专供人们观赏的龙形灯饰。问题是龙是一个能行走、善飞腾的神物,总不能呆到那儿不动啊,况且无论宫廷还是民间,自古都有舞龙的传统。既然舞,就不光在白天舞,晚上也要舞,晚上舞就离不开灯,因此大凡舞之龙,都通称“龙灯”。

  “龙灯会”一般在佳节、盛会时举行,场地选在长街广场、村头湾边开阔平坦的地方。龙的品种丰富多彩,有竹龙、木龙、荆龙、草龙、布龙、纱龙、纸龙;有由荷花和蝴蝶组成的“百叶龙”,用刨花扎成的“木花龙”,用铁皮卷成的“铁皮龙”,等等。

  龙灯各地都有。四川省铜梁县的龙灯比较出名。国庆50周年大典上的金色巨龙,就出自这个县。铜梁龙灯有“正龙”:头大、胫长、节内点灯,以灯光取代烟火,玩时比较安全。还有用竹编作龙骨,纸扎龙头,布做龙脊,借助灯火而起舞的“彩龙”;用皮纸或绢绸做皮,彩绘鳞甲,龙身能伸缩转动的“肉龙”或“蠕龙”;天旱时求雨,舞时可泼水的“黄荆龙”;用白花扎成,用来祭祀亡灵的“孝龙”;用稻草扎成,插入竹竿,执持起来耍舞的“草把龙”;以及由孩子们耍舞的,用一棵棵大白菜插上竹竿,点燃红烛,中间串以绳索的“菜龙”,等等。

  铜梁人舞龙有不少讲究。过去沿袭汉代的春舞青龙、夏舞赤龙、秋舞白龙、冬舞黑龙的规矩。现在逢年过节舞彩龙,舞到人家门前就暂时停下来,龙头频点向主人拜年祝福,然后再上下翻腾,左盘右旋。这时,主人必须鸣放鞭炮以示欢迎,并有所答谢:裹着钱的“红包”或糖果香烟等。

  广东佛山人也喜欢舞龙。四五十年代,佛山龙多是用一把把雨伞连接再绘上图案的“伞龙”,或用稻草扎成的“草龙”,做工比较简单。现在的佛山“彩龙”,用竹篾、铁丝做骨架,龙头、龙尾用纸糊,龙身蒙丝绸,配以金属镜片、铝金纸、剪纸、绒球做装饰,造型美观,色彩艳丽。佛山彩龙的品种多样,有金龙、烟花龙、火龙、彩灯龙、坐龙、卧龙等。近年来,“机械龙”、“电脑龙”也走进佛山彩龙的行列。这些具有时代特色的龙能喷出水柱和肥皂泡,做出各种有趣的动作。佛山彩龙出游时很壮观,旌旗、日月旗前边开路,塔灯、鲤鱼、龙珠作引,然后才是张牙舞爪的龙,龙后面跟着锣鼓音乐。舞龙者在锣鼓音乐的伴奏下,表演盘龙、跳龙、扣龙门、穿龙尾、龙过桥、玉龙盘柱、二龙戏珠、蛟龙漫游、巨龙腾空等舞蹈造型。香港回归期间,九龙各界举办“万尺金龙献瑞祥活动”,其高10米、长9米、宽3米,重一吨多的巨型龙头就是由佛山工艺社承造的。佛山彩龙近年来还走出国门,远渡重洋,出现在墨尔本、夏威夷、温哥华、伦敦、路易港等地的街头广场上。

  陕西省汉中地区的“板凳龙”也很有特色。此“龙”源于一个传说:一位以打卖草鞋为生的老人,收养了两女一男三个孙子。某年春节,有钱人家的孩子舞龙灯,欢天喜地。三姊弟十分羡慕。回到家中后,聪明的小弟看到爷爷打草鞋用的长凳子,一端系着未打完的草鞋,活像一只龙头,就高兴地喊:“看这草鞋凳,活像一条龙!”两姊妹一看确实像,三个人就各举起凳子的一条腿舞了起来。他们舞得开心,村邻们发现后也觉得有趣,就领他们到街道上去舞。从此,“板凳龙”这个民间舞蹈便形成和流传开来。

  “板凳龙”制作简单,用一块长凳木板,雕刻成龙的样子,一头为龙头,一头为龙尾。龙鳞是画在色纸或彩绸上,然后贴上去的。三只木腿分别安在龙肚的两端,都可自由活动。舞时挑选两女一男,装成青春男女,身上披红挂绿,男的头上围白毛巾,女的头上插花朵。三个人各握一只板凳腿,两个女的舞龙头,一个男的舞龙尾,三人密切合作,舞出“龙翻身”、“龙滚水”等种种花样。

  中华民族是拥有五十六个成员的大家庭,同汉族一样,各少数民族也都与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许多动人的关于龙的传说和各种各样的龙舞。如云南彝族的“牵手跳龙门”,阿昌族的“舞白象青龙”,苗族的“接龙舞”,仡佬族的“打花龙”等。这些龙舞,大多欢快活泼,轻松有趣,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色彩。

  除了祈雨祈福,娱神娱己之外,舞龙还有彰显力量的作用。人们相信,歌之唱之,可以召唤龙的神灵;舞之蹈之,可以模仿龙的神态;有歌有舞,既可以使神龙欢愉喜悦,也可以使自身秉赋龙性。同时,通过舞龙,也使舞龙人的力量得以显示。这里有几层意思:一是舞龙本身是一个“力气活”,那些由腾跃、翻滚、盘回、穿插、耸立等构成的诸多套路、造型,不出大力就完不成。二是龙是力量的集合、力量的象征,自然界的诸多动物和天象,都将自己的力量投赋在了龙的身上。舞龙也就是显天力,显天力的同时也显了人力。第三,不排除对龙的“调侃”和“不敬”。由于龙既是自然力的象征,也是帝王皇权的象征,常常以张牙舞爪、狰狞蹈厉、耀武扬威、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目出现,使芸芸众生不得不以敬畏的心态相对待。现在好了,机会来了,老百姓可以借助舞龙出出气了,可以按龙头、折龙身、揭龙尾,尽情地把这个帝王之象折腾、戏耍、嘲弄一番了。

  四川铜梁、广东丰顺等地流行的“烧龙”,就含有多重意味。铜梁人认为,烧龙是为了送龙上天,龙上天后才能负起职任,及时地兴云布雨。于是,在龙灯会达到高潮时,狂欢的人们,或点燃鞭炮朝龙身上扔,或释放焰火喷龙,或把熔炉里滚烫的铁水倒出来,让四溅的火花烧龙……丰顺人烧龙源于一则传说:很早以前,一条火龙来到丰顺地面,此龙浑身喷火,致使禾苗焦枯,田地干裂。一对年轻夫妇领着大伙凿山引水,渠成水到之时,火龙赶来破坏,烧死了年轻夫妇,也烧干了水源。年轻夫妇的儿子继承父母遗志,外出学法三年,归来后和火龙苦战三天三夜,终于以毒攻毒,用神火将火龙烧死,自己也力尽而亡。从此这一带风调雨顺,再也没有闹过旱灾。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当地老百姓便年年举办烧龙活动。所烧之龙一般用竹纸扎成,长15米到20米,龙身扎满鞭炮。经过引龙出海、请龙、戏龙耍龙等程式,直到鞭炮放完,龙体烧尽为止。有的地方做得更干脆更彻底:在龙身里装满土火药、土烟花,耍到最热闹的时候,一把火点着,只听“轰隆”一声响,龙嘴喷火,龙尾冒烟,龙身开裂燃烧枣我们的龙神,就在震耳的镲锣鞭炮声和喧天的欢呼惊叹声中渐渐地化为一团团灰烬。

  稍稍分析,我们就会明了烧龙是集祈雨祈福、娱神娱己和彰显力量为一体的综合性习俗。因为所烧之龙,既是水神或火神,也是帝王之象,通过烧龙,既能送龙上天,让其负起布雨的责任;也能产生十分壮观的场面,让目睹者喜闻乐见;还能体现一种力量,正胜邪,善胜恶,受压迫的民众反抗、戏弄皇权的力量。

  兴旺人丁是舞龙的深一层寓意,其根据是“灯”与“丁”的谐音象征。中国民间有元宵节做“桔灯”(谐“吉丁”)、“添灯”(谐“添丁”)、用面粉捏制“十二生肖灯”(生肖和生育关系密切)、“送灯”(谐“送丁”)、“偷灯”,尤其是偷庙里的“莲灯”(谐“连丁”)、“迎花灯”(谐“迎花丁”)、“接灯”、“还灯”、“完灯”(小孩长到十二岁时,由舅家送最后一次灯),以及“上灯棚”、“穿灯脚”、打“点仔灯”、挂“子孙灯”、燃“照岁灯”等习俗。这些灯俗,都含有繁盛人丁,兴旺家族,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求吉祈福的寓意。

  龙灯也是灯,是“灯”就谐“丁”。而且,龙是中华民族的图徽,是力量的象征,龙灯也就寓意着“龙丁”枣谁不希望自己的家里出一个“龙子”呢?这样,在全国各地的舞龙活动中,常有一些和“龙丁”相关的程式、讲究、说词。

  浙江奉化流行“盘龙灯”枣龙灯队“盘”到子孙众多的大户人家,放“百子炮”;盘到小户人家,放三只连响炮。放炮者不能将炮蹲在地上放,认为炮一蹲地,就意味着这家子孙是“泥坯子”;要将炮提在手中放,寓意“龙子”一步登天。盘到新屋落成的人家,要让这家的妇女“摸龙须”和“龙角”(象征性地与龙交会),让其小孩“钻龙门”(和“登龙门”意同,认为钻过“龙门”就有了成“龙”的希望)。龙灯不会白舞,钱呀物呀,总是需要的,而且多多益善。平时生活再节俭的人家,这个时候一般都表现得慷慨大方。

  湖南湖北一些地方,人们相信龙灯对生育有利。在龙灯舞到门前时,那些多年求子不得的妇女,往往加钱加物,让“龙”绕一绕自己的身体,并让一个小男孩骑到龙背上绕着厅堂转一圈,扮演一番“麒麟送子”。对此,有人还作了这样一首诗:“妇女围龙可受胎,痴心求子亦奇哉;真龙不如纸龙好,能作麒麟送子来。”安徽伙县流行中秋节小儿舞草龙,有孩子的人家都愿意让娃娃们出来舞一舞,没有孩子的人家怎么办呢?找机会用新灯烛去换插在龙头上的灯烛,据说这样做便能得“龙子”之兆。

  浙江东阳、金华、贵州桐梓等地的龙灯会,有“分子息”(舞完龙灯会分灯或分糖果礼物)、“挂红”(村主或族长给龙头上披挂红绸被面)、“抢红”(谁家将此被面抢购到手,谁家就子孙兴旺)、“产龙蛋”(舞龙者进屋后,将两个红鸡蛋送给主人,让主人放到被窝里)、“放圆宝”(将逗耍龙灯的“圆宝”在家中存放一年,来年灯会前奉还)等节目。因为人们祈求子息、兴旺人丁的愿望代代传承,这些节目也就常演不衰。

百叶龙

  很久很久以前,在浙江北部的苕溪岸边,住着一对勤劳善良的青年夫妇。妻子怀胎一年,生下一个怪胎,似人非人,似蛇非蛇。

  老族长知道后,大发雷霆,一口咬定这是不祥之物,逼着夫妻俩立即把婴儿卡死。夫妻俩不忍心,就咬咬牙,叫男人掇起脚盆,将婴儿倒入门前的荷花池中。

  几天后,妻子下床,到荷花池中淘米,猛然看见她那儿子从荷花丛中游到石埠上,向娘讨奶吃。娘总是爱儿子的,于是抱起来喂了奶,就这样,她一天三次淘米,就喂儿子三次奶。一天,两天,一直过了三百六十天,儿子渐渐长大,却现出龙的样子来。

  这消息又传到老族长的耳朵中,他知道怪胎非但没卡死,反而长大了,大为恼怒,于是想出一条毒计,要宰掉它。

  一天中午,这个老头儿身边藏把砍柴刀,偷偷躲在池边树丛里。等到那个女人淘米时,果然看见有条小龙游上岸来向她讨奶吃。

  老头儿见状举刀就砍,小龙连忙跃人荷花池中。可是迟了,这一刀,把小龙的尾巴砍了下来,霎时间鲜血淋漓。刚好池中停着一只美丽的大蝴蝶,那蝴蝶见小龙无故受害,没了尾巴,心里十分同情,就立即飞过去,用自己的身子接在它的尾巴上,于是变成了一条美丽的龙尾巴。

  就在这时候,狂风大作,乌云翻滚,满池荷花的花瓣纷纷扬扬飞旋起来,那条龙一下子长到十几丈长,骤然从池中跃起来,身上插满了荷花花瓣,直向天空飞腾而去。

  那老头儿见到这股气势,吓得昏过去,死了。小龙的娘一见儿子飞人云层,含着眼泪连唤三声小龙,但是小龙已经飞得无影无踪了。

  自此以后,苕溪两岸每逢干旱,小龙就会飞来降云播雨,使乡亲们获得丰收。长兴一带老百姓为了感谢它,就用彩布做荷花瓣龙鳞和蝴蝶龙尾,制成长兴著名的“百叶龙”,每年春节,人们都要舞龙,用来纪念和庆贺。

龙与虎

  在我们民族的语言中,常常出现龙虎并称的现象,如“生龙活虎”、“降龙伏虎”、“龙韬虎略”、“龙潭虎穴”、“龙虎风云”,等等。

  虎为什么要和龙并称呢?换句话说,龙为什么要选择虎作自己的合作、比照甚至争斗的对象呢?

  回答这个问题,得从考察二者的“神性”入手。

  我们说,龙是古人对鱼、鳄、蛇、猪、马、牛等动物,和云、雷电、虹霓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神物,反映和表现着先民们对身外异己力量的疑惑、敬畏和崇拜。集合对象的多样性使龙具备了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等神性。

  和龙有别,虎是自然界中存在的生物,所谓“状如猫而大如牛,黄质、黑章、锯牙、钩爪,须健而尖,舌大如掌……声吼如雷,风从而生,百兽震恐。”作为令百兽震恐的“山兽之君”,虎对古人的生活秩序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它不但噬吃野兽、家畜,还伤人吃人。于是,虎很容易被古人因恐惧而神化而崇拜。人们崇拜虎无非两个目的,一是愿这位“百兽之长”不要危害自己、亲属、族人及家畜;二是幻想借助虎的神力来制服其它野兽及鬼怪。这样,被放到崇拜位置上的虎就具备了显猛、示威、怯恶、驱邪等神性。

  那么,潜池升天的龙就与下山出林的虎有了合作的基础:神性的对应与互补。一个水中游,天上飞,一个山中吼,林中行;一个灵异善变出神入化呼风唤雨,一个勇猛异常威风八面震兽避邪:二者携起手来,就神也有了威也有了,灵变也有了勇猛也有了,就可以“龙吟虎啸”、“龙骧虎步”、“龙蟠虎踞”、“龙腾虎跃”、“龙争虎斗”了。

  考古发现中,最早出现龙虎对应图案的要数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蚌塑。蚌塑中的龙和虎分处墓主人的遗骨两侧,表明这位墓主得龙虎之助,既有“神”又有“威”,其身分和地位不同寻常。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尊”,其肩部饰有蜿蜒的龙纹,龙首悬出于肩外;尊腹饰虎食鬼魅图像,虎首居中突出,虎口张开作欲噬状,虎口之下是蹲踞的似人非人的鬼魅。尊是盛行于商周的祭祀礼器,将龙虎雕饰其上,无疑是为了强化其神其威。春秋以降,龙虎对应、互补,甚而交缠、融合的图案就更常见了。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造型别致、琢工精细的“龙虎纹玉带钩”,其首端一节为龙头,尾端一节为虎头,中间部分的五节饰龙虎并体纹——龙和虎合而为一了。

  龙与虎还以互相对应的身份进入“天之四灵”,用来“正四方”,即所谓的东苍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道教将龙虎相提并用,作为山门的两大守护神:“左为青龙孟章神君,右为白虎监兵神君”。龙虎并称以命名事象、褒颂人物的现象也多见于史籍。如夏代的“龙旗虎历”,唐代的“龙虎榜”,金朝设“龙虎卫上将军”;以及周文王“龙颜虎肩”,刘邦“龙虎气”,诸葛亮“龙骧虎视”,刘裕“龙行虎步”,等等。

  既然成对出现,就不一定都是合作的关系了。和人一样,夫妻、朋友之间常有矛盾斗争甚至反目成仇相互撕杀,何况龙与虎?相传,一只老虎到思州一个水潭饮水,潭中的蛟龙(大概是龙的模糊集合对象之一湾鳄吧)认为这只虎侵犯了自己的领地,就跳出水面与虎搏战,结果渴虎不敌饿蛟,被“尾而食之”,即用尾巴击昏缠起吞吃了。苏东坡据此作诗道:“潜鳞有饿蛟,掉尾取渴虎”。由于龙有司理雨水的神职,而龙与虎的关系又这么微妙,于是就有了天旱时投虎头骨求雨的事情。相传唐时中南一带大旱,乡民们便常常以长绳系虎头骨,投入龙潭。俄倾,“云起潭中,雨亦随降”。至于粤菜中的“龙虎斗”,不过是一个象征的夸张的取名,实质上不是“斗”了,而是“烩”——“豹狸烩三蛇”而已。

九龙公道杯

  明代洪武间,官府在景德镇开设“御器厂”,亦名“御窑厂”,专门为皇宫制造御瓷。当时的景德镇隶属于江西浮梁县,临近的都昌、抚州、丰城、乐平、波阳等县的瓷工听到景德镇开办“御窑厂”的消息后,纷纷聚集到景德镇,其中以都昌、抚州的瓷工人数为最多。御瓷要求高,制造难度大,凡是选到“御窑厂”的瓷工都是一些制瓷手艺高超的能工巧匠,经他们之手造出的御瓷皆是精巧之至的佳品,“九龙公道杯”便是其中一种。

  据传说,当时的浮梁县令为了讨好皇帝,博得皇上的赏识,指令“御窑厂”的瓷工半年内制出一种“九龙杯”用来进贡皇上,好则赏,不好则罚。指令发出后,县老爷亲自监制。由于“九龙杯”的制造难度大,时间又短,瓷工们个个急得寝食不安。他们日夜研制,充分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经过三个多月,几十次的反复试验,终于获得了成功。看到精制的“九龙杯”,县太爷喜笑颜开,亲自快马加鞭将“九龙杯”送至京城,进贡皇上。洪武皇帝朱元璋看着浮梁县令进贞的艺术珍品枣“九龙杯”,爱不释手,连声夸赞景德镇瓷工制瓷技艺高超,夸赞景德镇不愧为瓷都之称。浮梁县令由于进贡有功,得到了皇上的赏识,不久便加官晋级,由县令升迁为府台。

  朱元璋得到“九龙杯”后,便经常使用这种珍品盛酒宴请文武大臣。在一次宴会上,洪武皇帝有意奖赏几位心腹大臣多喝一点酒,便特意为他们把御酒添得满满的,而对其他一些平时喜欢直言不讳进谏忠言的大臣则将酒筛得浅浅的。结果事与愿违,那几位被皇上有意照顾的大臣点酒未喝,御酒全部从“九龙杯”的底部漏光了,而其他大臣都高高兴兴地喝上了皇帝恩赐的御酒。皇帝对此甚是不解,究其原因,方知此杯盛酒最为公道,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过满,否则,杯中之酒便会全部漏掉,一滴不剩。为了谨记“九龙杯”的公道,洪武皇帝便把“九龙杯”命名为“九龙公道杯”。知足者水存,贪心者水尽。“九龙公道杯”的典故告诉了人们办事必须讲求公道,为人不可贪得无厌。

  “九龙公道杯”是运用虹吸原理制造而成的。为了进一步发掘陶瓷传统工艺技术,景德镇曙光瓷厂陶瓷艺人王梓良、熊素兰等人对“九龙公道杯”实行了大胆的改进,原来的杯子龙头角度朝下,装饰单一,且盛水不足杯子容量的70%时所盛之水便全部漏光。经他们反复试验改进的“九龙公道杯”龙角朝上,用青花、粉彩装饰得五彩缤纷,美观之至,且盛水容量也由原来的70%上升为90%。现在的“九龙公道杯”驰名中外,可称得上是一种陶瓷高级艺术珍品。1982年,工人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九龙公道杯’轰动日本”的报道,指出此杯深受外商青睐。现在,凡是来瓷都观光的游客,见到这种珍品都是赞不绝口,皆为“九龙公道杯”所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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