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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野 2006-04-02 15:15
国学定义及《四库全书》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但主要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纪晓岚、王念孙、戴震等等一流学者完成。“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指所收都是全本。  

  经部——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群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石经类”、“汇编类”,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其中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周礼》、《礼记》、《仪礼》、《诗经》、《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史部分为“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别史类”、“杂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抄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汇编类”,重要书目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战国策》、《宋元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子部——子部分为“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丛书类”、“汇编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耶教类”、“回教类”、“西学格致类”,重要书目如:《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尹文子》 、《慎子》 、《公孙龙子》、《淮南子》、《抱朴子》、《列子》、《孙子》、《山海经》、《艺文类聚》、《金刚经》、《四十二章经》等等。  

  集部——集部分为“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曲类”、“闺阁类”,重要书目如:《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等。

殷野 2006-04-02 15:16
国学最低书目

  列出一国学最低书目,或者说列出适合喜欢国学者的国学书目,许有必要。

  关于国学知识系统论述,有钱穆先生《国学概论》、章太炎先生《国学演讲录》(章太炎先生《国学概论》一书因篇幅短小,且有重复之处,故不提)二书,但《国学演讲录》是以文言文书写的,《国学概论》好读一些,但是繁体竖版。现代版白话有两本书应较适合我们,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荟要》(吉林人民出版社),一是《国学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较不错。

  上面四本只是国学的总体大致轮廓,真正深入还需读古书原著。《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书目已在《国学定义及〈四库全书〉》中提到,在此便不再赘叙。

  如果要将《四库全书》中书目一一读遍,实在较为困难。   

  也因此,近代梁启超先生曾将国学入门书目最低限度列为——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梁任公并认为:"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报……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为中国学人矣。"

  只是如今现代快节奏式的生活潮流,要一一去阅读这些古文,恐也不是易事。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钱穆先生所说前五书,是为国人学子必读书,深表赞成,想来这也便是国学最低书目吧。

  有鉴于欣赏国学而被古书之浩瀚惊呆的朋友,我觉得有必要将国学入门书目再调整一下,浓缩到底。把一些对我们来说苦涩死板又诘屈聱牙的古书(如《尚书》、《易经》、《诗经》)先放一边,先选读一些较富趣味性的古书。

  经部:一般来说,现代政界与学术界反孔非儒的神经已经疲软,因而现在通行的四书五经里很少再有扭曲儒学的歪解,四书五经的版本很多,都还可以。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与《孟子旁通》(这两本较有意思,在领悟圣人微言大义时,或犹能会心一笑)当足一读。宋代学者兼儒家大师二程曾说:"学者须先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要约处,以此观其它经则省力也"(《近思录》)。二程甚至认为,《论语》和《孟子》学好了,其它经也可以不学。在此,姑不论学好《论》、《孟》是否便不必再学其它儒家经典这一问题,于中可见《论》、《孟》之要。

  史部:太史公的《史记》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读过。其他史籍凭各人爱好,我们要是喜欢历史,大可读遍《二十四史》。不过便是不喜欢历史,那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是要读的吧?

  子部:《庄子》一书走笔峋丽,其文恣肆,应可助长我们的文采,五四前后,著名教授兼作家施蛰存还建议青年读《庄子》(和《文选》),可见其要;《墨子》虽也有点难懂,不过墨子是位杰出的思想家,要了解墨家学说,请读《墨子》;读《韩非子》一书,可以了解法家之八九;当然还有道家著作《老子》。

  集部:首推《文选》;其次所谓文尊韩柳,诗推李杜,所以《韩昌黎集》、《柳河东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自当读读。但既是国学最低书目,那韩、柳、李、杜任选两本也便是了。

  一言以蔽之,《论语》(必读)、《孟子》(必读)、《史记》(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汉书》(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后汉书(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三国志》(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庄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老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墨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韩非子》(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文选》(不可不读,但可选读章节)、《韩昌黎集》(或选《柳河东集》,当读,可选读章节)、《李太白集》(或选《杜工部集》,当读,可选读章节)。

  至于近、当代学术论文,可先不读。若不曾饱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史家著作,便去看那学术论文,无疑较难明了。只因涉猎不广的话,既难以读懂书中所论之要,又有先入为主之误。是以可等有些基础后,再读不迟。

  不才窃以为读书求学总会有益于已,诚如古人所云——"人之有学,如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国语》)

  谨与二三子,其勉之哉……

殷野 2006-04-02 15:16
八股文

  1905年,自清朝政府一声令下,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八股文便很顺理成章地退出了文学领域。新文化运动兴起,八股作为封建旧文化象征之一,受到猛烈打击,此后可以说是"臭名远扬" ……

    时值今日,我们这一代,恍惚中还有"八股"这样一个名称,在脑中晃了晃,大致知道"八股"是贬义的东西,很坏的东西。但确切地要说出"八股"是什么东西,恐怕我们十有八九不知。只因五四后,很少有人,甚至几乎没人再谈八股,这是原因之一;另外,据说自清废科举后以后,八股文再也不曾出现,并且明清两代五百年间所有八股文选本以及八股文参考书忽然间都销声匿迹(《四库全书》只收录明朝的八股文一集作为标本),事实上,我们这一代见过八股文的确实屈指可数。

  在此,谨以启功先生的《说八股》、张中行先生的《说八股补微》、金克木先生的《八股新论》合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的一书为大体,摘录其要整理一下。

  "八股"二字,现在已几乎成为"陈腐旧套"、"滥调子"的代称。启功先生说曾遇到用这二字为贬义词的人,有的竟不知它是一种文体的名称,更不说八股为什么那么坏的理由。我很久前在网上寻师访友时,便曾遇到一位误认为文言文就是八股的朋友。

  其实"八股"是一种文章形式的名称,它本身并无善恶之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为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又在这种文章形式中加上些繁琐而苛刻的要求。由积弊而引起了这种文体的不适,以致为时人、后人所不耻,不但它本身不必负责任,还可以说八股实在冤了。

  八股文的异称——因该文中有四联,两两相对,好比人有两股,所以叫八股;又因为相对它相对两汉唐宋的"古文"来说,所以又叫"时文";可能有人嫌"股"字不雅,便称八股为"八比",殊不知八比便是十六股了,名实不符;明代出第的题目也有出自《五经》中,但主要还是出自《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是清代,所以八股又叫"四书文";那时皇帝的命令称为"制",八股是皇帝命作的文艺,所以又叫"制艺"、"经义"、"制义"。

  八股文的最大特点——八股文的体制,是要"代圣贤立言",全文一定要效仿哪位圣贤的口气来说,并要符合朝庭的意旨,且以朱子所注《四书》为准绳。这就是前面所说"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为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的意思,更不准发挥自己思想,所以有人称八股只是"敲门砖"(指只是求官的途径),诚然,那时的文人多不屑写八股。

  八股文的起源——八股文确立于明代,是明、清朝的科举考试主要文体。八股本是元朝和明初开始定为考试科目的"四书文",溯源于宋朝的"经义"考试。创始者的文章据说是政治家王安石,但此事还不能确定。

  八股文的题目——主要题目多出自《四书》,也就是以四书中的某字某句为题。少数字的题(大约十字之内),称"小题";多数字的题(大约十字外),称"大题"。也许是怕重复以前考过的句子,也许是为了增加难度,后来出的题多是东一词,西一句,比如取《大学》一句"日日新",又加一句《孟子》中一句"君命召",就以这六字为题了。这在我们来看,有些不可思议。

  八股文的基本形式——或者说是八股文步骤,还并不怎么复杂。首先是破题,其次是承题;再是起讲;最后便是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者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也就是四比、八股;文末是收合。

  "破题"——从破字,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有"解开"、"分析"的意思,就是要开篇先把题义点明。也就是说出这次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性质也就相当于今天所谓文章的"主题"。但有规定,第一是只能用两句话;第二是这两句要概括题义、解释题义,只是绝不能直说题义。从实质上说,这种破题方法,和作谜语极为相似。进一步来讲,整篇八股文就是谜面,题目便是谜底。而且破题是作八股文最重要的一关,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到整篇。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很有名,其破题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句破"子"字,后句破"曰"字,真是才华横溢。这也是最标准的破题。再有一列笑话,题目是《三十而立》,其破题是--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坐也。前句破"三十",后句破"而立"。

  承题——便是进一步作主题的补充,类似"副标题"的作用,具有承上启下的使命,以三句为标准。

  起讲——较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的用意所在,内容大意,最多不超过十句。

  四比——四比就是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者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四比分为八股,就是逐条分析,正面如何,反面如何等等,可以说就是正文。较难的恐怕就是这四比了,因为每两股必须成为一副对联,共四联。按对子一样,词性相对,平仄相对。试想,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毕竟不是很难,若是长篇大论的句子,句句都对上联,就不太容易了。

  收合——收场结束语,一般约八句之内。

  以上略谈八股,言有未尽之处。个人以为八股很有趣,原本生活中还存在着八股,不说文章,便是口头也有八股,只是没有那么严谨而已,最后以一段生活中的八股结束。

  如导游者向旅游人介绍:"今天游燕京八景。"(破) "八景是本市的名胜古迹,已有几百年历史"(承) "它们有的在市内,有的在近郊,游起来很方便"(讲) A景,B景 (提比) "太液秋风不易见,金台夕照已迷失"(小比) C景,D景 (中比) "卢沟加了新桥,旌门换了碑址"(后比) "进天天气很好,六景全都看了"(收)

  试问,哪个旅游人会向这位导游抗议说他作了八股呢?

殷野 2006-04-02 15:17
汉赋

  汉赋,无疑是古典文学中一种影响深远的体裁。

  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前四字指的是赋的形式,后四字指的是赋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载:"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赋是一种不同于诗词,也不同于文的文体,介于二者间。

  《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大师》)。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三种诗体,"赋"、"比"、"兴"是三种写作表现手法。在战国时期,"赋"还只是古诗的一种表现手法。"赋"与"比、兴"的比喻象征、托物起兴不同,"赋"是"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一种直白的表现手法。但有学者以为赋原来也是一种诗体,如章太炎先生在其《国学演讲录·经学略说》中提出:"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不论赋前身是不是一种诗体,在后来赋成为一种文体,并在汉代领一时风骚,是无可置疑的。至唐时韩、柳发动"古文运动",骈文逐步失去正统地位。这对赋有一定冲击,但宋后,赋依然是文人学士最喜欢采用的文体之一,主要是俳赋与文赋。

  赋在先秦儒家荀子时便已是一种文体,《荀子》一书中已有《赋篇》,分别写云、蚕、礼、知、针五种事物。

  刘勰指出"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可见赋是《诗》与《楚辞》演变而来,《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

  赋到西汉时,已足以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乃至影响千年中国文学史。赋大致分为五种,也正是五个重要时期:西汉人将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视为赋体,没有一定的限制性,这称做楚辞体的骚赋;汉赋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体,韵散夹杂,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长的句子,汉赋喜堆砌词语,好用难字,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却被后人视为赋体正宗,也称古赋;六朝赋是东汉抒情短赋的变体,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齐,多为四言、六言拼偶组成,而又讲究平仄,通篇押韵,又称俳赋;唐宋又有律赋,题目,字数韵式,平仄都有严格限制;文赋是中唐以后产生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不刻意追求对偶、声律、词采、典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较自由,甚至大量运用散文的句式,文赋实际上是赋体的一种解放。静安所谓"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人间词话》),不外如是。

  赋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屈平、宋玉、司马相如、杨雄、枚乘等人。

  《汉书·艺文志》载: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其中宋玉之《风赋》、枚乘之《七发》、司马相如之《子虚赋》、东方朔之《答客难》、扬雄之《长杨赋》、班固之《两都赋》等等,无不是传世佳作。

殷野 2006-04-02 15:17
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

  "玄"字的本义是一种深赤而近黑的颜色,所以许慎《说文》引意解为:玄,幽远也。"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玄之门",言道幽深微妙。"玄学"之称的由来,正是因为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为"三玄",所以"玄学"之名由此而来。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恰是魏晋风度的化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据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晋书》上所谓"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清谈家们有一种时髦,就是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清谈的话题一般都是围绕着《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玄妙深奥的书展开,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在正统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清谈都与国计生民无关,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如儒家学者范宁就说:"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

  何晏、王弼主张"贵无论",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非汤武而薄周孔"(此句也是出自《与山巨源绝交书》,此篇文采斐然权不谈,一般来说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书,甚至是当时魏晋二三子的宣言书,但窃以为,依当时历史情势来看,嵇康其意并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说地明白点,便是让那司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而事实上显然不是真的坚决"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其后完成于郭象,其作《庄子注》,此书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郭象传》)。郭象主张崇有论,认为无不能生有,说"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齐物论注》),又主张"名教即自然"。玄学并不完全排斥孔学,它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即所谓"引老入儒",调和儒道两家。何晏作《论语集解》,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郭象作《论语体略》,都尽力把玄学和正统儒家名教加以融通。玄学也尊孔子为圣人,然而把孔子玄学化。如王弼认为孔子贵无,嵇康则言孔子善于养生。其实,即便是攻击礼法之士的玄学家也重视儒家观念,阮籍说"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嵇康在家中提倡儒家道德,说"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让;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南北朝时,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玄学家也有以谈佛理见长者,玄佛合理。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做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笑渐不闻声渐悄"了。

殷野 2006-04-02 15:17
传统与科技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灿烂的光华,为世界所瞩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光荣。

  然而,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假如这就是孔子与中国传统科技的全部关联,那么,不仅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的人物需要修正,因为很难想象对于传统文化中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毫无正面作用的人,能称得上是这一文化的伟人;而且也很难从逻辑上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技术成就和这一文化的主流思想既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完全相对立的。

  由此可见,儒学决不可能是完全排斥科学技术的。

  至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是起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这是一个科学史界、哲学史界反复争论、迤今尚无定论的问题。

  孔子开创的儒家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有着正面作用,但也无可否认,儒家确有轻视科学技术的倾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向关注于人事而忽略了自然,这一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但其以理性反对迷信则大大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则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

  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这些学科在中国古代就是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

  医学——儒家之所以看重医学,和孔子开创的仁知统一传统紧密相关。因为医学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科学,而这与孔子提倡的儒家爱人之仁德相吻合,于是医学就成了科学技术(知)和伦理道德(仁)合一的科学,行医就成了仁知统一的化身。中国古代有"医儒同道"的说法,宋代著名大儒范仲淹自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把良相和良医视为儒生的进退之道。

  农学——农学在中国古代也科学技术(知)和伦理道德(仁)合一的学科。这是因为在小农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农业的繁荣和实现孔孟儒家所憧憬的"德政"、"仁政"戚戚相关。子贡问怎样为政治国,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把农业和仁政相联系的"重农"思想,随着儒学独尊就成了以后两千年的主流。由于农业是有着道德内涵的,因而这一(有关农业的科学)农学,自然就是仁知统一的科学。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科技中,最为官方重视的便是天文学。由于古代中国君臣等级与天地日月相伴,自然界的天体有了伦理的属性,因而天文学也就成了有关"天"的科学知识和纲常伦理相合的学科。孔子编修的六经之一《春秋》载有我国最早的有关彗星的可靠记录:"鲁文公十八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同时《春秋》书中记有春夏秋冬的四季概念。这说明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论语·为政》)确有研究天文知识的科学成分。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对主张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提出了批驳,认为圆形的天穹是无法吻合方形的大地的。这表明曾子也曾对古代的宇宙理论有过一定研究。

  数学——在古代,历数并称,数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天文学服务的,于是数学也成了仁知统一的学科,同样地得到了较大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以上所见,主要参考《孔子与中国文化》、《儒学与21世纪中国》两书。

  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还曾保留了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如《荀子》一书中,著录了但当时的青铜治炼技术;《韩非子》一书已有司南(指南针)的记载;《孙膑兵法·地葆》篇把地形分为山、陵、阜、陈丘、平地、川、泽等,说明当时就已知道了地形对战争和植雾分布关系的重要性;农学著作反映了各国推行的耕种政策和农业生产中的研究成果;名家提出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出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等等。

  值得一提的还有墨家,墨子可以说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墨子本人的手工很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木鸟,能在天上飞一天;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等等。

  《墨子》一书文风朴实无华,并且部分内容诘屈聱牙。当近代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已知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正确来说,如果讨论传统与科技的关系,单只提到正面(或负面),都是不够全面,不够严谨的。两者关系,也远不止这里所提到的,由与本人所知所限,姑录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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